古代文人在交流中一般都是很含蓄的，對索求字畫更屬“雅事”，所以不會把錢字說出口。在書面上至今沒有看到過具體的句子，但是我個人猜測大概是這樣說吧:“弟仰慕先生久已，今薄備茶禮潤筆，誠請先生大作以生寒舍之輝，望先生大德成全”！

古代文人稱晚輩或弟子為弟，比自己小的同輩稱老弟。自稱弟是謙卑的意思，薄備茶禮潤筆就是付錢了。

古人向大師求字畫的時候是用文言的。

很多人一定都比較好奇，古人的講話方式。現如今我們能看到的古文，基本上全部都是文言文，如果對文言文不夠特別瞭解，可能理解起來就會比較困難，很多時候都會解釋出不一樣的意思。但是文言文難道就真的是古人正常的講話方式嗎?古人平常說話到底用的是什麼，難道真的都是像古書上記載的那些“之乎者也”一樣地交流嗎?

文言文的原意不是“古代的語言文字”，而是“正規和書面場合使用的語言文字”。

正因為如此，自先秦至當代，適合“文言”使用的範疇，如法律和政府行政命令、比較雅馴的書函和學術著作，實際上使用的還是“文言文”，只是減少了“之乎者也”的使用(但也比白話文用得多得多，比如“之”這個字在白話和口語中幾乎已經不用了，而上述使用場合即便當代文字也不難看到這個字)。

今天我們常見的各種文書，其實仍然普遍使用淺近一點的文言文來書寫，有些特別講究的文字，如前些日子媒體刊登的、關於處理某違紀官員的“全不落實、處處違反”，和諸如“時時銘記、事事堅持、處處上心”等指示檔案，所使用的其實就是“文言”，只是儘量減少了文言虛詞的使用，這個是和五四後的潮流一脈相承的。當前中國中小學教育加大文言比例，做法雖然可以商榷，但其初衷並非“恢復死的語言”，而是增加人們對這種“活的、但適用範圍侷限於正規和書面場合的語言”之掌握、瞭解和應用能力。

和文言文相對的則是白話文，而不是“現代文”，白話文歷朝歷代變化很大，地域差別也大，而不像文言文變化相對不大。《史記.陳涉世家》中陳涉同伴所說“夥頤，涉之為王也沉沉哉”，到了南北朝時不加註釋就看不懂了，且這種楚地土白在當時的關中人聽來也宛如外語，而項羽那句文言化的“彼可取而代之”即便不加任何註釋，今天的華人也一看就懂。距今兩千多年的文言語錄《論語》並不難懂，但距今不過百年的吳語白話小說《海上花列傳》你們試試讀一下看?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其目的主要是杜絕文言文在不適合的白話場合濫用，以及推動文言文表達更大眾化，當然，在特定的時代有矯枉過正之嫌，文言文在其特定的、適合的範圍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強大生命力。

正因為文言文是“文言”，因此即便古人說話(白話)也不是這樣，而是用“古代的白話文”，期間的區別麼，不妨去看看小說吧——同樣是清代前期小說，《閱微草堂筆記》用了標準文言，《聊齋志異》用了通俗文言，《兒女英雄傳》用了白話，三者的區別一目瞭然。

古人說話，一定不是文言文。我個人感覺，之所以會出現文言文，一個方面是文化人顯得比老百姓有身份，另一個方面是文言文比較簡潔，過去在竹子上刻字很麻煩，儘可能少刻字，所以文言文生命力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