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戰國三英傑的評價，司馬遼太郎生前寫過幾篇雜文發表在《文藝春秋》。去年出版的磯田道史的《和司馬遼太郎學日本史》將司馬氏對三人的評論放在一起作了比較。雖然所謂“司馬史觀”在今日學界飽受批評，但司馬的洞察力和歸結能力之優秀是毋庸置疑的，某種程度上依然代表了日本主流史觀。

“一切都從信長開始……近世的一切信長都進行了思考，並打下了基礎。”（《家康以前》）

“信長的一切都是獨創的”（《信長與獨裁》）

“秀吉性格開朗，這是他的美德”（《秀吉》）

“家康擅長於物，卻並非獨創家”（《家康以前》）

正如磯田指出，站在歷史研究的立場，織田信長並非一切都是獨創，在政權統治解構上，信長相當依賴室町幕府以來的傳統和習慣。不過對槍的重視和對天守的建設、使用鐵甲船的新型戰術、人才的選用、轉移根據地等，的確是其他大名未曾想過的。司馬更是將信長定義為“合理主義者”，信長重視人的能力，將人當作器物、工具來看，某種程度上具有“藝術家的一面”。但信長卻無甚著述，沒有透過語言來讓自己的思想得以延續。

關於豐臣秀吉，司馬認為他性格開朗且富有“柔軟性”，擁有被他人喜愛的能力。另一方面，他的價值觀是功利且形而下的。比如他喜歡建高大的城，在城下聚集眾多武士，形成龐大的軍團，而對繪畫之美卻不感興趣。或者說，秀吉身上表現出來正是那個時代庶民的樸素慾望。

對於德川家康，“家康擅長於物，卻並非獨創家”的評價讓他與織田信長形成鮮明對比。在歷史作品中，家康往往被描繪成缺乏情趣的現實主義者。他為人吝嗇，忍耐力和剋制力強大，為了家族的存續能夠忍氣吞聲。家康思考問題永遠是考慮這件事在現實上是否能夠成立，是否有“趣味”這種層次的想法家康是不會有的。

我主要說下豐臣秀吉好了...豐臣秀吉的軍事能力在日本戰國時代是十分出眾的，在“ 下克上” 的戰國時代, 豐臣秀吉以“ 檢地之竿” 和“ 鐵炮隊” 這兩種強力武器奪取了天下。但是關於豐臣秀吉自身的形象，也是在其刻意神化自身形象的基礎上，產生了對於他本身的各種讚譽。 眾所周知, 日本歷來都是強調家族名分的國家, 尤其是在上層社會中, 一定的官階或者權力當然得與一定家系血統的高貴程度相映襯, 否則將遭到世人的非議。豐臣秀吉本是個出身卑微的下級武士, 當他試圖爬上權力高位時, 費盡心機地對自己的身世及血系進行了若干次篡改加工, 終得以名正言順、冠冕堂皇。

豐臣秀吉出身寒門, 本姓“ 木下” , 由於英勇善戰, 而且富有政治謀略, 終成日本戰國時代“ 下克上” 亂世風潮中的一代嫋雄。 本能寺之變後, 他巧妙地以“ 移花接木” 的政治手段奪過了其主君織田信長所開創的天下統一大業。後來, 在從“ 天下布武” 到“ 天下靜謐” 的政權轉變過程中, 豐臣秀吉以其強大的軍事權威為後盾, 透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了戰國後新型的中央統一封建集權 。

儘管如此, 豐臣秀吉意識到, 其政權要想獲得天下人心, 以至長治久安, 僅靠武力支撐是難以做到的, 必須在意識形態方面為自己編制恰當的“ 捨我其誰” 的治世理由, 亦即統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