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被司馬氏廢除，曹魏政權旁落司馬氏集團手中。由於司馬家族的專橫跋扈，引起有識之士的不滿，因而出現了"竹林之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對司馬集團的叛逆、權橫朝野的胡作非為無可奈何，為逃避政治，便隱居於太行山水、茂林修竹之間，飲酒賦詩，撫琴吟嘯。但司馬集團對他們的戒心卻始終不懈,威逼利誘、分化瓦解，直至迫害致死。

魏晉之際，政權更迭，社會動亂。高平陵事變使曹魏政權逐漸旁落到司馬氏集團手中，為進一步鞏固朝政大權，司馬政權對曹魏勢力進行殘酷鎮壓，最後打著“名教”的旗幟篡權竊國。司馬氏採取高壓統治，“名士一時減半”，而動盪不安的時政卻為思想解放提供了滋養土壤，其時儒學式微，玄學開始興起，佛、道教思想亦有所發展，魏晉思想趨於多元化發展。誠如宗白華所言：“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極解放、極自由，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魏晉時期，儒學式微，玄學興起。孔孟儒學主張以禮樂教化來實現和維繫宗法等級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發展至漢代，與王權結合，一躍成為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而經過專制政治的腐蝕，儒學的道德之名與道德之實逐漸脫節，主要表現為漢儒追逐於功名利祿以致卑躬屈節，其章句之學支離繁瑣等。儒學內部發生嚴重的道德危機，由此式微。

至東漢末年，一些儒學家面對儒學式微，開始探索儒學的新發展，或為《老》《莊》註解，或修黃老之學，如津津樂道於“老莊所謂”的馬融，嚮往“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之道家境界的蔡邕。這些儒者採老莊之說來發展魏晉儒學，玄學由此萌生，後經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名士的闡發，成為主流文化。

魏晉玄學的核心議題即名教與自然之辯。“自然”指宇宙萬物原本之形及其需遵循的自然規律，亦可指自然情感。“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為主要內容來維護等級制度和倫理綱常的封建禮教，亦稱“禮教”。漢代統治者尊儒學名教，“以名為教”，行封建道德教化，卻造成名實脫節的道德危機，名教與自然之辯由此而生。何晏、王弼開啟玄學先河，援道入儒，主要從天人關係的角度論證名教與自然的關係。發展到阮籍、嵇康，則從人內在自然情感與外在社會規範的關係角度來論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張順應人的自然發展以實現名教之仁義道德。而向秀、郭象認為實現名教必須順從自然本性之發展，以此強調自然與名教的同一。

名教與自然之辯的邏輯程序亦表明儒道調和乃魏晉玄學的思想主旨，當時清談名士面臨名教崩解、儒學式微，表現出儒道調和的共識和理論追求。如《世說新語·文學》載：“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玄學家阮修就用問句的方式巧妙地指明玄學思潮的主調即調和儒道。

綜上所述，魏晉時期是一個社會動盪、政治高壓卻思想大解放的時代，當時儒學式微而玄學興起，成為一代思潮。玄學在儒學式微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以老莊思想為本，主張吸收道家自然無為的思想來修補傳統儒家，並企圖調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以此實現儒道調和。玄學的應運而生正反映出士人開始重視個體價值的建構和個人精神的抒發，從而追求精神之自由、個性之解放。

當時社會處於動盪時期，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異常殘酷。文士們不但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在這一背景下，他們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託，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竹林七賢”成了這個時期文人的代表。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傾向也有所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在當時看來，是對命運蹉跎的一種無力吶喊。

最後，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竹林七賢的悲劇也是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遭遇的一個縮影。

西晉風度，名士風流。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竹林七，劉伶醉酒，阮籍傲歌、嵇康撫琴，潘岳清俊，王衍清淡……看上去真是一個恣意瀟灑的年代。然而七賢存在的歷史背景則是一個動盪不安，名不聊生，貴族窮奢極欲的時代，也被一些人戲稱作中國史上最早的拜金時代。

首先，皇帝帶頭奢靡，自上而下養成了這樣的風氣。從記述魏晉士人風貌的《世說新語》中更容易窺見晉朝貴族公卿們豪闊的生活。比如說《世說新語》中的《汰侈》十二則，專講晉武帝手下大臣們的紙醉金迷、競相鬥富的荒唐生活，貴族石崇宴客之時連殺自家的勸酒美女，大臣王濟用來做菜的小豬竟然用人奶餵養等等驚掉下巴的“古人城會玩”系列。而帝舅王愷和石崇，無休無止、千方百計鬥富比闊，更是千古窮奢極欲的典型。可以說恰恰是晉武帝君臣公卿的腐化奢侈，使得西晉也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最早以金錢拜物而聞名的時代。

此外，朝政上司馬氏執政後，大肆誅殺異己，又開始重新啟用士族門閥子弟，某種程度上徹底階段了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難產生新貴。從西晉開國功臣名單可以看出，其間不少人都是那種既無德又無才之人。這也是因為經過曹魏的壓抑和司馬氏的殘殺，西晉建國之後的世族高門，與漢初人才濟濟並且有責任有擔當的名家大族毫不相同，大部分人都沉浸於奢靡的享樂生活中。因此，當時很多文人的隱居避世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嚮往如此生活，更是想要避開汙濁不堪的朝政，也是無力改變先是的無奈之舉。

晉武帝死後不久北方的少數民族又開始進犯，西晉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四處遷徙，導致社會問題日趨嚴重，而流民離鄉流浪不能從事生產，最終導致了經濟的衰敗。而朝政上，也是勾心鬥角，步步驚心。先是外戚之間，繼之是外戚與諸王之間，最後是諸王與諸王之間，鬥得你死我活。最終，西晉貴族王公同姓相殘，大動干戈，鬥爭形式由政治內鬥轉向了軍事殺伐。這些內鬥的最終結果都指向了社會的極其不穩定，百姓的顛沛流離，因而西晉一朝在中國歷史上也很是短暫。

東漢末年，由於朝政腐敗不堪，一些士大夫等人放言高論時政得失，時人稱之清議，然而這種清議遭到宦官的干涉，並且不計其數的讀書人遭殺害了，是謂黨錮之爭，這種類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做法，使得士大夫中間不少人心灰意冷，對儒學開始失望後，思想學術上的變動更為劇烈，不少文人士大夫公然反對此一虛偽的禮教措施，竹林七賢就是基於這種社會背景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