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之所以是正史，在於有官方認證。

不管正史、別史、雜史、野史、稗史都是人寫的，都會帶有主觀色彩。

但人是主觀的，歷史是客觀的。

史學界也有“孤證不取”的說法。史學研究從來都不是把一家之言奉為真理，而是把種種碎片拼合成歷史圖景的過程。

陳壽本人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晉滅蜀漢後被人舉薦為孝廉，授官佐著作郎。

也就是說他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

但受政治、主觀認知影響，其所修史書褒貶很難公允，比較典型的為高貴鄉公被殺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衝突，《三國志》對此如付闕如，但記載了郭太后歷數曹髦“罪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單方面的表章。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

《三國志》全書一共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

從篇幅來看，《魏書》約佔全書的二分之一，《吳書》約佔三分之一，《蜀書》約佔將近四分之一，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在陳壽撰《三國志》以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可供陳壽參考取材。但蜀漢不像魏、吳二國設有史官，這造成了蜀漢史料的缺乏。

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也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譭棄了自己本來的著作。

這證明陳壽的《三國志》在當時就受到很多人的讚許，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曆史的一些史書中，獨有陳壽的《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還一直流傳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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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本三國之蜀漢人，受學於譙周，自幼精讀古史，博聞強識，文思敏捷，曾為官於蜀，後又入於魏晉為官，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始修魏蜀吳三書，不久即成，總名《三國志》，開創三國鼎立之新體例，各自成章，文字簡煉，取材審慎，立論客觀。當然後人對其批評，主要集中於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筆和有所迴護，但與其所時代有關，瑕不掩瑜。比同時代之的三國史作更其客觀，完備，故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四史”，南朝人裴松之為補救《三國志》文字過於簡略和沒有表志的缺陷，特為之作注，二者合璧，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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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本三國之蜀漢人，受學於譙周，自幼精讀古史，博聞強識，文思敏捷，曾為官於蜀，後又入於魏晉為官，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始修魏蜀吳三書，不久即成，總名《三國志》，開創三國鼎立之新體例，各自成章，文字簡煉，取材審慎，立論客觀。當然後人對其批評，主要集中於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筆和有所迴護，但與其所時代有關，瑕不掩瑜。比同時代之的三國史作更其客觀，完備，故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四史”，南朝人裴松之為補救《三國志》文字過於簡略和沒有表志的缺陷，特為之作注，二者合璧，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