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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秦漢或者說隋朝以前,大部分是氏族子弟優先晉升,其次是孝廉,還有一部分是隱士(這部分群體有些是真才實學,有些事自命清高)
就拿三國來說,司馬家族為什麼能把曹魏篡權了!就是因為曹操在位之時唯才是舉。鬼才郭嘉早年侍奉袁紹,結果看出袁紹優柔寡斷,貪財而惜身、色厲而膽薄,所以離開袁紹在潁川隱居起來,後荀彧向曹操舉薦郭嘉,出山輔佐曹操成就霸業,其中官渡之戰著名的“十勝十敗”論就是郭嘉提出來的,主張曹操絕不妥協,力戰袁紹!可惜才子薄命,在跟隨曹操北征烏桓的時候病死,年僅32歲。赤壁之戰失敗以後,曹操感慨萬千,傷心之餘念及郭嘉說道“若奉孝還在,我何至此財”!這句話說明郭嘉智謀了得!
司馬氏答應氏族,氏族子弟優先晉升,所以才有後來的司馬氏取代曹魏,曹操想法是對的,可得罪了氏族!(封建社會是宗族自治,不跟現在一樣)。
隋唐以後科舉漸漸行成,此前久經戰亂(五代十國)民不聊生,迫切需要安定民生,底層民眾想要得到翻身,科舉便成了相對公平的一種晉升途徑!
宋朝以後科舉漸漸迂腐起來,保家衛國的武將地位不如文官,對外政策一再妥協。(武將臉上基本都有紅色刺青,文官嘲諷他們為“赤兒“。他們則認為自己是“赤子“,這就是赤子丹心的由來。)至於為什麼這樣對待武將,可能與宋太祖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有關,武將沒有安全安,又手握重兵……
元朝霸佔中原之後,漢人淪為下等人,他們認為自己馬上得到的天下,所以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也並不是那麼重用……
明朝滅亡,清軍入關就知道科舉迂腐到什麼地步,翰林院攻擊東廠,本來是這兩個機構互相牽制,結果一頭做大。這些文官都以師兄師弟相稱,各個都喊自己是清官,國家的錢都貪汙到他們手裡,最後國家防禦都出不起錢……
所以有人說過三種人不要讀書、參加考試!
第一種人~天賦過高,迂腐的東西容易迷惑心智。
第二種人~壞人,這種人有文化害人更厲害。
第三種人~書呆子,鑽書裡出不來容易反受其害。
但永遠不要忘記,讀書不僅僅為了科舉、考試。而是讓我們明事理、去獸性!
讀書的目的用四句話概括~
1.為天地立心
2.為生民立命
3為往聖繼絕學
4.為萬世開太平
……
僅博看客老爺一樂,如有不對之處,嘴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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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穿插游擊隊
唐德宗貞元年間,在長安任職校書郎的白居易寫了一首詩,吐槽起了他校勘典籍的工作日常,詩名就叫《晚歸早出》。
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
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
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
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閒人。
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
幾時辭府印,卻作自由身。
面對繁重的工作,天天晚歸早出、披星戴月的白居易甚至有了辭職不幹的想法。不過,辭職以後,謀生就成了主要問題。那麼,在資訊不發達的古代,古人又是透過什麼渠道找工作的,又是做何謀生?
仕宦之路:從舉孝廉到科舉制
白居易出身“世敦儒業”的官宦家庭,對於工作的想法,自然希望登臨仕途,平步青雲。當然,這也不單單是白居易自己的想法,在講究“學而優則仕”的古代,社會各階層都以謀求公職作為從業的首選。
秦漢時期的人,如果想入仕當官,除了亂世投軍以外,一般情況下,有兩個渠道可以走:
首先是經常被人誤會為是賣官鬻爵的“貲選”制度。所謂“貲選”中的貲,指的是財貨、資財。貲選並非是用錢財捐官、買官,而是以財貨資產作為衡量,以此選任官吏。貲選這一選任官吏的形式,早在秦時就已出現。《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年輕的韓信之所以會落魄潦倒,正是因“貧而無行”,而“不得推擇為吏”。
提到西漢的貲選制,就不得不提西漢初年的社會環境。西漢初年,百廢待興,但同時也有大片無主的耕地。隨著經濟的迅速恢復,一批自耕農(地主)逐漸富裕起來,成為當時的中產階層。
作為西漢社會的中堅力量,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這些中產階級逐漸在地方社會形成勢力,左右地方政局。而與地主中產一同興起的,還有一批號稱“素封(意指無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大工商業者,如曹邴氏、宣曲任氏等商賈,勢力強大,除了“因其富厚”還“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
此種作為,自然為西漢朝廷所不容,為打壓大工商業者,西漢朝廷向地主階級丟擲橄欖枝。但這不代表地主階層有了貲選制的紅利便可一躍成為統治階級。漢初選官,資產只是准入門檻,其實仍要求參選者德才兼備。
如果一個地主出身的西漢人想要求一份公職,除了在資產上達到十萬錢以上(景帝時降為四萬錢以上),還要經過引薦人的“推舉”,對才能進行評估。大名鼎鼎的司馬相如、張釋之,在當時都是以貲選入仕的。
貲選終究是一種較為落後的選官制度,以資產作為衡量,寒門士子的晉升之路就被攔腰斬斷。到了西漢中期,察舉制應時而生,這也是當時入仕的另一渠道。
漢惠帝時,漢朝廷主張孝悌為先,選任官員時,講究一個“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意指,沒有德行功勞的人,不能授予爵位、俸祿。有了這種思想的指引,“察舉制”從漢惠帝時發軔,並從一種對於“孝悌”的獎勵機制,在漢武帝時期成為定製,轉變成當時主要的選任官員制度。
漢武帝劉徹影視形象,圖源/電視劇《漢武大帝》截圖
所謂“察舉”,察的是孝廉,再以孝廉闢,孝舉的是民,廉舉的是吏。察舉制推行早期,西漢的吏民可以透過道德層面的考察,經由引薦出仕。
到了東漢中期,尚書令左雄認為,以往的察舉制沒有標準化,在當時已經不合時宜,於是,他上言漢順帝道: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經過漢順帝的同意,左雄開始了察舉制的改革,首先,在察舉孝廉中加入了考試環節,考試如沒透過,則取消孝廉資格,並追究舉薦官員的責任;同時還規定參與舉孝廉的人員應在40歲以上。這時,若想透過察舉入仕,除非自身驚才絕豔,否則也只能苦苦熬到四十歲以後。
雖然左雄的改革讓察舉制煥然一新,但隨著東漢士族逐漸坐大,經過東漢末年的戰亂以後,察舉制被掃入故紙堆。此後取而代之的九品中正制以評選士人的不同品級為衡量,反倒成了士族門閥的天堂,選官任官的權力被士族掌握,各世家之間透過姻親、拔擢等關係勢力盤根錯節,愈發根深蒂固,官職任免如同左手倒右手般在各個世家間輪換。
一直到南陳覆滅,隋唐時期的科舉制登上歷史舞臺,士族門閥政治和九品中正製成了風中殘燭,在歷史的餘響中見證了科舉制對往後選任官制的主導。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時期,科舉制度已經趨於完善。在當時,雖然白居易擔任的校書郎工作繁重,卻也十分惹人豔羨,箇中原因,還得從唐代科舉談起。
唐代科舉制度中,常舉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一個是鄉貢。生徒由京師及州縣學館出身,送往尚書省考試;鄉貢則先經過州縣考試篩選,及第後再送尚書省考試。由鄉貢入京應試者通稱舉人。州縣考試在彼時稱作解試,尚書省的考試則稱作省試,或禮部試。禮部試都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能參加春闈,已經是走過了千軍萬馬一簇而上的獨木橋。
唐科舉還分有歲舉和制舉,歲舉在大體上每年舉辦一次,如果遇上特殊原因,也偶有暫停一、二年的,所以也被稱為“常科”。制舉,則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選拔主要以應屆生和在職公務人員為主,制舉考試時間不定,考試內容由皇帝自己決定,因此在士民心中,常舉要比制舉更加重要。
常舉考試的科目並不少,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數十種,但主要的科目還以明經、進士兩科為重。唐玄宗以後,進士科尤為當時人所重視。唐中後期的名臣賢相大多進士出身。
明經、進士兩科考試內容最初區別不是很大,主要為試策、經義。試策重視對時務、政治形勢的考查,經義的考試內容則主要為儒家經典的釋讀填空以及前人的批註。到後來又逐漸演變為進士重視詩賦,明經重視帖經、墨義。
明經科的經義,只需熟稔掌握經傳和註釋即可,而進士科的詩賦則需文才,進士科登第也更難,“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在當時被唐人口口相傳。白居易登第的,正是以難著稱的進士科。
像白居易一般,能在而立之年任職校書郎十分出類拔萃。在當時,校書郎也被杜牧的祖父、政治家杜佑稱之為“美職”,白居易也常常以校書郎作為“公卿之濫觴(起源)”而自矜。因此,白居易吐槽歸吐槽,倒不會真的辭職,畢竟以白居易當時的職位,足以讓很多應考科舉計程車子望塵莫及。
白居易畫像,圖源/網路
隋唐之後,科舉制度也為後世封建王朝承襲,一直延續到清末,科舉打破了士族門閥對於仕宦的壟斷,選官制度更為公正,話雖如此,但科舉的道路同樣艱辛無比,對於志在登第計程車人而言,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試中突出重圍,才能開始他們的仕宦之路。
父子襲替:民戶、匠戶、軍戶
在古代,能謀求公職的人員畢竟屬於少數,不過,古人倒也不用太為找工作發愁。歷史上的很多工作都是父子相承、世襲罔替。一般來說,家裡幹什麼,古人也只能幹什麼。
明代時的戶籍劃分很好體現了這一點。明初時,明朝廷將戶口劃分為民戶、軍戶以及匠戶。
民戶,除了為政府提供田賦力役,被視為根本的農民以外 ,也包括業儒計程車子或行醫的醫戶這類城市居民。
明代的軍戶,除了充任衛所為明帝國戍邊服役的軍人外,皇帝的侍衛、地方巡察等武裝人員包括大名鼎鼎的錦衣衛同樣隸屬軍籍。對於明代隸屬軍籍的民眾來講,相比民戶,在職業的選擇上就多了一些限制。
軍籍子弟當有一丁繼承軍職,充任在衛軍士,也就是衛所正軍,除了他之外,這戶軍籍人家中的其他男性被叫餘丁或者軍餘,選擇其他職業或者參加科舉也不受限,明代有很多高官便是軍籍出身。
衛所將官的嫡長子弟則被叫應襲舍人,作為武職的世襲者。
《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記載:“武職應襲支庶,在衛所亦稱舍人,僅供臺使監司差遣。既猥賤不足齒,而公侯伯子弟稱勳衛者,為帶刀散騎舍人,其秩八品,在試百戶之下,而出外則皆僭系金帶、衣麟蟒,體貌甚盛。”
雖然有應襲制度,但並不代表將官的子嗣可以輕易繼承父親的軍職。想要繼承職位,首先要經過明朝廷組織的特殊考試。早在洪武年間就有規定,“ 凡襲替官舍(應襲子弟),以騎射試之”,如果“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
不過,在第二年,第一次沒合格的應襲舍人們還要再參加一次考試,考中者即襲父職,如果還沒有考中,那就只能被充軍處理了。
明代畫作《平番得勝圖》,描繪明代邊軍,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至於匠戶,則是為政府提供匠役的民間手工業者,以及長期在政府下屬機構從事的鐵匠、裁縫、廚子、馬伕等等。
在當時,政府對於匠籍人員的管理也有類似於軍籍的規定,雖然昔日的“匠不離局、匠役永充”現象仍然存在,但卻不是被編入匠籍的工匠及家屬世代不得脫籍,只是要求家中必須有人習匠,繼承父親工匠手藝者,自然不發愁工作問題,而餘丁也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
明初對匠戶規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可以透過科舉除籍入仕。而到了明晚期,即便是服役的匠丁,也可以銀代役,此時的匠戶制度已經名存實亡,直到清中葉以後,匠籍被徹底廢止,至於彼時的工匠子弟,子承父業還是另開行當,便是個人選擇問題了。
古人的選擇
古代人口流動性小,資訊傳播閉塞,職業的選擇比起現代人要窄很多,這種情況下,人們要麼繼承家裡的行當,延續著如同祖輩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要麼一頭擠進科舉之路,究其一生以暮登天子堂為目標,達則走上仕宦之路,階級攀升,窮也可以教書業儒為生,也不至淪落到窮困潦倒。
受到古代社會環境、思想風氣等影響,古人們真正找工作的情景,怕是在服務行業和手工業等聘人外,也沒有什麼看見的可能性。
而無論從事哪一行當,古人對文化都有著敬畏之心,這種敬畏並不僅僅是四書五經,而是千年來不同行業裡涵蓋萬千的知識,各行各業的“祖師爺”也因此備受行業後繼者的尊崇。這種令人尊重的特質,也隨著時光流轉、歲月播遷烙入了民族的血脈中,不斷引領著我們向前。
正是“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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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很多商行之內的業務,但他們的招人方式都以學徒名義入業,所以在過去的行業中,應不屬於打工的,至於店小二等這種角色,應該是招聘的臨時工,每個月給多少銀子完事。
丫環,很多大護人家都有丫環,但記得這個職業是父母養不起多的孩子,然後就透過賣身契等方式賣給有錢人家,長大後可隨主子處理,所以這種職務在過去也是很低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