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寫的前提是閱讀。
如果我們只是浮光掠影的閱讀歷史人物，甚至是道聽途說式地瞭解他們，我們就會得到一些人云亦云的標籤化印象。比如蘇軾是曠達的，李清照是婉約的，李白是浪漫主義的，杜甫是現實主義的。
如果我們能拋開標籤化的認知，擺脫人云亦云的慣性，深入地走進他們，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歷史上流光溢彩的人物，絕不是一個刻板的面孔所能涵蓋的，真實的他們嬉笑怒罵、喜怒哀樂生動而又豐富。
倘若我們的閱讀視野擴充套件一些、深入一些，我們看到的將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同一化結論，而會看到觀點與觀點的碰撞，思維與思維的交鋒。
往往我們對人對事的分歧實際上是我們所持的標準不同。比如對陶淵明的評價，有人讚揚他，有人否定他。讚揚他的人，認為他在精神方面很好地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省悟，自我實現。否定他的人，認為他消極避世，是世俗意義上的失敗者。對陶淵明的評價實際上顯示出評價者心中更看重的標準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產生分歧的原因是我們所佔有的資料不同。還是以陶淵明為例，如果我們不深入地瞭解東晉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不考察陶淵明一生的生活軌跡，僅僅讀其詩文，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會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告別官場，是因為個性使然，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但結合詩人所處的歷史環境，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避禍”也是陶淵明選擇辭官歸隱的重要原因。詩人所生活的晉代，有如蘇軾的《讀<晉史>》詩所言，“中原豈是無豪傑，天遣群雄殺晉人”。司馬氏的晉朝，對士大夫階層而言，是嚴重缺乏人身安全的黑暗時代。所以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會造成人物評論的片面化。
歷史人物本身的複雜性，變化性也是產生評論分歧的原因。依然可以用後人對陶淵明的評價為例來理解這個問題。比如，通常人們會把陶淵明歸入隱逸詩人，田園詩人，讚揚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琴書自娛，樂在田園。但如果更全面，更深入地閱讀詩人的詩作，我們依然可以從“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這樣的詩句中體會到詩人淡泊下的沉痛，平靜下的不甘。
首先寫的前提是閱讀。
如果我們只是浮光掠影的閱讀歷史人物，甚至是道聽途說式地瞭解他們，我們就會得到一些人云亦云的標籤化印象。比如蘇軾是曠達的，李清照是婉約的，李白是浪漫主義的，杜甫是現實主義的。
如果我們能拋開標籤化的認知，擺脫人云亦云的慣性，深入地走進他們，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歷史上流光溢彩的人物，絕不是一個刻板的面孔所能涵蓋的，真實的他們嬉笑怒罵、喜怒哀樂生動而又豐富。
倘若我們的閱讀視野擴充套件一些、深入一些，我們看到的將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同一化結論，而會看到觀點與觀點的碰撞，思維與思維的交鋒。
往往我們對人對事的分歧實際上是我們所持的標準不同。比如對陶淵明的評價，有人讚揚他，有人否定他。讚揚他的人，認為他在精神方面很好地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自我省悟，自我實現。否定他的人，認為他消極避世，是世俗意義上的失敗者。對陶淵明的評價實際上顯示出評價者心中更看重的標準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產生分歧的原因是我們所佔有的資料不同。還是以陶淵明為例，如果我們不深入地瞭解東晉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不考察陶淵明一生的生活軌跡，僅僅讀其詩文，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會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山丘”——告別官場，是因為個性使然，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但結合詩人所處的歷史環境，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避禍”也是陶淵明選擇辭官歸隱的重要原因。詩人所生活的晉代，有如蘇軾的《讀<晉史>》詩所言，“中原豈是無豪傑，天遣群雄殺晉人”。司馬氏的晉朝，對士大夫階層而言，是嚴重缺乏人身安全的黑暗時代。所以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會造成人物評論的片面化。
歷史人物本身的複雜性，變化性也是產生評論分歧的原因。依然可以用後人對陶淵明的評價為例來理解這個問題。比如，通常人們會把陶淵明歸入隱逸詩人，田園詩人，讚揚他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琴書自娛，樂在田園。但如果更全面，更深入地閱讀詩人的詩作，我們依然可以從“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這樣的詩句中體會到詩人淡泊下的沉痛，平靜下的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