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解答，一方面道家學說不再適應漢武帝時期統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學說經過發展之後迎合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最終取代道家學說。

的確，漢初自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的幾任統治者尊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勸課農桑、減省租賦，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到漢武帝即位之時，按照《漢書·食貨志》的說法，有了“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的景象，社會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國庫充盈，看起來是一副盛世景象。但在這盛世背後，也隱藏著一些政治危機，諸如匈奴問題，在漢初針對這一問題的方針主要是以和為主，處於戰略防禦階段；再如王國問題，漢初實行的郡國並行制導致地方勢力一度做大，威脅到了中央集權，七國之亂的爆發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漢王朝需要變革，繼續往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方向發展，而道家學說顯然不適應這種現實政治需要。

與此同時，儒家學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董仲舒為首的儒生提出了一整套適應中央集權需求的、符合大一統觀念的理論，董仲舒在應對漢武帝的對策之時，系統的論述了天人感應學說，闡述了大一統的必要性，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很恰當的迎合了漢武帝想要加強中央集權、加大皇權權威的需要，也為解決西漢盛世之下面臨的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使得儒家學說成為此後漫長曆史時期的統治根基，這與當時的歷史形勢分不開。

這個需要作出區分：

司馬談最先提出了六家的說法，把先秦儒、墨兩家擴充套件為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六家。這個時期的道家（道德家），指黃老道家，屬於吸取其餘五家思想而成的新流派。所以，黃老學的無為之治看起來跟孔子提到的無為，以及孔子學生宓子賤的執政方針相似。

之所以會認為文景之治和黃老學有關，恐怕是跟曹參在齊任用蓋公這件事弄混了。黃老學的蓋公治理齊地，效果不錯，但這不是整個漢朝。漢朝的法令制度主要跟蕭何有關，曹參任漢的相國後，整天只是吃喝玩樂，主要用手下人來做事，延續的是蕭何的政策。文景時期，親儒士、重賢良也是很常見的現象。休養生息和輕稅負，這不僅僅是黃老學的特點，其實先秦不少學派都有類似的觀點。

漢初根本不是道家的無為之治，沒有哪個官員是道家的，張良是儒道都有，更何況張良早早就退休，對朝政影響不大。

如果按照道家無為，就應該無政府主義，老死不相往來，但是漢初明末不是道家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