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史義貴在“心裁”和“別識”，那麼其中就蘊涵著一個主觀判斷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走入左右史實、任情褒貶的歧途。為此，學誠在劉知幾“才、學、識”史學三長之外又提出了“史德說”。學誠指出：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 “慎辨於天人之際”取言於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但較之於馬遷的孤言片語，學誠之論具體、詳盡多了。這裡的“天”，既包括自然世界，同時也包括由“人”構成的“社會”。以此，學誠“天人之際”的“天”，即專指與“人”相對待的“社會”；而“天人之際”的“人”則指與“社會”相對待的“我”。放在《文史通義》的特殊語境下，這裡的“人”即專指史家。所謂“史德”，用學誠的話說就是“著述者之心術也”。這實質上也就是一個史學家應當培養什麼樣的“心術”，應當具備什麼樣的本體精神或自覺意識的問題。 學誠指出： 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這就是說，史學家撰史評史，不能沒有感情，但又絕不能放縱感情，感情用事，這樣必然要使氣失宕、淑、驕， 情失流、溺、偏。把握好史實與感情的分寸，正是史家所追求的一種崇高境界。 學誠在論史德時曾提出過一個耐人尋味的論點，指出，在史學家中，如“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隱惡”，對於此類“穢史”和“謗書”及其作者，人們“讀其書先不信其人”，雖滿紙謊言，但因作者劣跡昭著，不難辨別，因此“其患未至於甚也”。真正令人耽心的是那些“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末底於粹”，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修養不到家的史學家。大惡不足慮，中庸實堪憂，章氏的論點令人深思。從史學建設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既然史義貴在“心裁”和“別識”，那麼其中就蘊涵著一個主觀判斷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走入左右史實、任情褒貶的歧途。為此，學誠在劉知幾“才、學、識”史學三長之外又提出了“史德說”。學誠指出：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 “慎辨於天人之際”取言於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但較之於馬遷的孤言片語，學誠之論具體、詳盡多了。這裡的“天”，既包括自然世界，同時也包括由“人”構成的“社會”。以此，學誠“天人之際”的“天”，即專指與“人”相對待的“社會”；而“天人之際”的“人”則指與“社會”相對待的“我”。放在《文史通義》的特殊語境下，這裡的“人”即專指史家。所謂“史德”，用學誠的話說就是“著述者之心術也”。這實質上也就是一個史學家應當培養什麼樣的“心術”，應當具備什麼樣的本體精神或自覺意識的問題。 學誠指出： 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這就是說，史學家撰史評史，不能沒有感情，但又絕不能放縱感情，感情用事，這樣必然要使氣失宕、淑、驕， 情失流、溺、偏。把握好史實與感情的分寸，正是史家所追求的一種崇高境界。 學誠在論史德時曾提出過一個耐人尋味的論點，指出，在史學家中，如“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隱惡”，對於此類“穢史”和“謗書”及其作者，人們“讀其書先不信其人”，雖滿紙謊言，但因作者劣跡昭著，不難辨別，因此“其患未至於甚也”。真正令人耽心的是那些“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末底於粹”，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修養不到家的史學家。大惡不足慮，中庸實堪憂，章氏的論點令人深思。從史學建設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