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少年時期受過嚴格的儒家傳統教育。從十九歲起又到廣州在著名理學家朱次琦門下學習了三年,這使他對乾隆.嘉慶流行的漢學表示懷疑和反對。更為重要的是民族的危亡和國弱民窮的社會現實,使他對於清政府的腐敗逐漸感到不滿,從而對封建傳統文化也日益表示失望,越來越多地流露出要求改革的願望。因此，康有為先後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這兩部著作是他主張變法維新的重要理論根據。這兩部書的問世,對當時的思想界震動很大。奠定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然而,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中還有許多封建毒素。他幻想依靠皇帝的權威,在不徹底改變封建制度的基礎上,達到資產階級參與政權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目的。他反對頑固守舊的儒家思想,但又從儒家經典和孔子那裡借用某些東西,製造變法的依據。他的目的,顯然是要利用孔子的權威來抵制封建頑固勢力對變法維新的阻撓和壓力。

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在評價他時說：“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

其實，這種“萬事純任主觀”的強毅，正是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表現。

康有為要從事變革大業，但既缺乏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又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只好無限放大主觀的作用，甚至不惜以神道設教來證明自己是“代天發言立義”。

言歸正傳。

康有為接連寫出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和《大同書》（原名《人類公理》）等三本書，作為他“考偽”的代表作。

並以“新考據”的面目出現，把東漢以來經過許慎、鄭玄註疏解釋、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奉為儒學正宗的《周禮》、《逸禮》、《左傳》、《詩經毛傳》等凡劉歆爭立為博士者，均判為“偽經”，稱其為劉歆為了取媚王莽而偽造的新朝之學，即“新學”；

康有為認為西漢的今文經學才是體現孔子微言大義的真經，並把孔子說成“託古改制”的素王，稱六經為孔子的改制創作之書。

因此，康有為就仿效西漢董仲舒的神學說教，奉孔子為教主，把今文經學置於獨尊的地位。他的出發點是要否定當時被官方奉為正統的古文經學的思想；

並把他所向往的資產階級國家制度附會於今文經典之中，藉以證明維新派要求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合理性。

不過，由於康有為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桎梏，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搖擺不定，所以後來維新變法失敗後，又淪為了保皇黨，進了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