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李亨也算是一有為之君，力挽狂瀾於頹廢，拯大廈於獨支，無奈終唐伊始，積弊太深，終是力危勢竭，曇花一現，歷史的規律無人可擋，凡我中華史冊如此前後更之迭之社會變革乃是階級鬥爭之必然結果。

唐朝自身底子足，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人口都達到了近千年歷史巔峰。唐朝的衰落是漸進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最後大決戰。藩鎮的落寞，代表地方權利的急劇縮減，中央集權的不斷擴大。由此宋明清的中央集權和皇帝專制越來越重。地方上再也沒有藩鎮這種東西的出現。

中央與地方，皇權和相權，在一開始就是矛盾體，封建制下，體制是固定的，有賴於明君賢相做一些改革，終究是換湯不換藥，皇朝開創，國家滅亡，雖然說是歷史週期律，在人治社會里，統治者個人素質是關鍵。

唐玄宗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創萬邦來朝的開元盛世。但隨著社會日益繁榮，國家無事，唐玄宗逐步喪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志德意滿，開始放縱享樂，從此忽視朝事。任用臭名昭著的李林甫為宰相，致使朝政敗壞。

在唐玄宗後期，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致使掌握重兵的胡人安祿山聯合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歷經八年的叛亂使得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

但在唐朝中後期經唐憲宗元和中興、唐武總會昌中興、唐宣宗大中之治，唐朝國勢復振。

為何會出現中興局面呢，這和當朝統治者是有關係的。

先說說唐憲宗的元和中興。唐憲宗年輕的時候是個奮發圖強的好青年。研讀列聖實錄，每當讀到貞觀、開元的故事，十分仰慕。他將“太宗之創業”、“玄宗之治理”作為效法榜樣，勵精圖治，重用賢良，改革弊政，勤勉正事，力圖中興，從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重振中央政府的權威，史稱“元和中興”。

我們根據史料可以看出，唐憲宗在位期間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削藩，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安史之亂”的爆發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藩鎮地方勢力的做大，對抗中央。

因此，唐憲宗一系列的重大舉措都是圍繞著削藩而言的，他擴大宰相權利，先後任用了一批年輕有為，有才幹，力主削藩，反對宦官干擾軍政的宰相。

這批人有李吉甫、杜黃裳、李絳、武元衡、裴度以及崔群等人。尤其是裴度，他是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此人堅持正道，輔佐憲宗實現“元和中興”。

裴度為相二十多年，他為憲宗薦引一批極言直諫，維護政治清明的大臣，比如李德裕、李宗閔、韓愈，重用李光顏等名將。身系國之安危，被時人比作郭子儀。

除了政治上的清明，在經濟上改革舉措也讓國家國庫裡有了存銀。比如重用善於理財的宰相李巽，此人當宰相時，經濟能力十分突出，國家經濟有所發展。

我們可以看出，唐憲宗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有所作為，為其削藩奠定了基礎。根據歷史學家張國剛研究藩鎮的專著，唐朝後半段大部分時期的藩鎮不割據。“安史之亂”平定後，藩鎮的勢力有所削弱，但在唐憲宗執政中前期依舊有不少藩鎮叛亂，唐憲宗是堅決打擊。

從上面可以看出，正式得益於唐憲宗的開明政治，大唐日漸頹廢的王朝得以短暫的中興。但同唐玄宗後期一樣，隨著大唐的日益復興，唐憲宗開始得意，逐漸荒廢朝政，任用奸臣，致使政治日見衰敗。大唐剛有起色又消失了。

後世對於唐憲宗的“元和中興”的評價多在於他在削藩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績上，到對於民生改善上不夠徹底。始終不能達到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