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神童入閣為輔時，嚴嵩和徐階都己離開政治中心，張神童的馭臣功夫己超過嚴嵩和徐階，當時他有太后支援又結好柄筆太監馮寶，內閣諸臣本就是他選的，誰還敢發出不同的聲音？

信任。萬曆皇帝和李太后對張居正的信任，使張居正可以在內閣做到一言九鼎一家獨大。當然也就沒人敢反對張居正了，內閣也就沒有爭鬥了。

我們回頭來看看張居正時期的內閣組成人員——申時行、呂調陽、馬自強、張四維。

申時行，本來就是張居正一黨，且由張居正推薦入閣，所以對張居正是言聽計從，當然談不上爭鬥。

馬自強，威望不足，在內閣屬於打醬油的角色。不敢與張居正鬥爭。

至於呂調陽，一則身體不好，年事已高（萬曆六年就病死了）；二則為人低調圓滑。

至於張四維，實則是高拱的鐵桿，但是很會見風使舵，也是熬到張居正死後成功反攻倒算的張四維。張四維其實是鐵桿的高拱黨，但是很會見風使舵，對張居正非常客氣，又有大太監馮保和李太后的父親李偉幫忙說話，張居正也就不好不給這些人面子，引他入閣。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張四維也算是聽話，所以談不上鬥爭。至於後來清算張居正，那就是後話了。

內閣爭鬥肯定有，有才是正常，沒有反倒不正常。只是小爭鬥，大的爭鬥確實消彌了。這，張居正之所以能專心任事一心一意搞改革，且能實現“萬曆新政”的組織保障。政治保障當然是穩如磐石的“鐵三角”政治構架——李太后~馮保~張居正。

歷來，高層官員尤其是內閣閣員間你爭我鬥，原因無外乎是以政見不同為藉口的名和利之爭：爭名份就是政治上更進一步，封疆大吏六部尚書都想著入閣，閣員想往升為次輔，次輔眼巴巴地渴望扶正成為首輔，只要入了閣幾乎就是名利雙收了，即使弄個虛的大學士也是光宗耀祖啊，這是所有讀書人終生夢寐以求的理想。可往往，內閣名額就那麼幾個，要透過正常途經實現此目的，確比登天還難，除非祖墳上冒青煙。於是乎，非正常的手段比如拉幫的、挖坑的、構陷的、彈劾的各種明槍暗箭就飛來了，人心陰暗的另一面會在這裡凸顯得淋漓盡致。而伴君如伴虎的遊戲規則，使得這種叢林法則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間，伴隨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步伐，在權力頂尖上全身而退者寥寥無幾，死後被清算者比比皆是。

那張居正是如何儘量消彌這種惡性內鬥的呢？他出色地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組合拳：一是建立自已的威權。張居正透過獨特的“鐵三角”政治構架，賦予了自己無可比擬的特權——不是皇上勝似皇上，是半個皇上，是個以帝師身份加內閣首輔的權臣，說一不二，這在大明歷史上是獨一份，皇父攝政王多爾袞也不過如此；二是增人分權，分散內閣成員的權力。張居正當上首輔後，就請示增加內閣成員的人數，由以往的二人或三人增加到五人，張四維、呂調陽、申時行、馬自強，都是張居正精心挑選的，其碼是張居正心中比較合適的人選——適合改革的人，其碼在張居正皇眷正盛時不會起反作用。說穿了，在張居正十年，這些閣員就是個辦事員的角色，實權大打折扣不說，話語權也很小，缺乏與張居正抗衡（制約）的能量；三是把言官的言路壓縮到最低空間。明代的言官比較特色，那就是死嗑派隨時冒出，另類層出不窮。要使改革減少雜音與干擾，張居正們奉行只幹不說的原則，對言官們的封殺打壓也是空前的，比如海青天道德標兵海瑞，就被張居正涼了十來年，直到張居正死後，才被萬曆帝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