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館閣體書法的祖師，沈度（一三五七至一四三四），明代書法家，字民則，號自樂。華亭（今上海金山）人。曾任翰林侍講學士。擅篆、隸、楷、行等書體，與弟沈粲皆擅長書法，藏於秘府，被稱為“館閣體”，為明代臺閣體書法的代表人物。臺閣體又稱館閣體，“臺閣”原指尚書，後為官府代稱，臺閣體書法早在宋代即已出現，至明代，因其為皇帝所賞識，而獲得很大發展，遂成為一種獨立的書體形式。

明代臺閣體書法結體平正，筆致光潔，景色烏黑，風格秀潤華美，適合皇家的欣賞口味和審美標準。但也有人認為臺閣體書法結體缺少變化，意趣不足，而持批評態度 。沈度以長於臺閣體書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賞識，名重一時。有墨跡《敬齋箴》、《四箴銘》等傳世。弟沈粲，擅行、草書，子沈藻，擅楷，均承家學。

沈度的作品以長於臺閣體書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賞識，被其譽為“我朝的王羲之”，名重一時。有墨跡《教齋箴》、《四箴銘》等傳世。弟沈粲，擅行、草書，子沈藻，擅楷，均承家學。著有《西清餘暇自樂稿》、《自示編》、《滇南稿》、《隨筆錄》等。比較著名的書法作品有題李龍眠《維摩演教圖》、跋宋劉松年《登瀛圖》、跋宋劉公麟《歸莊圖》及書《不自棄說》和《寶積經》等。

關於他的書法，明楊士奇《東里集》中是這樣說的：“善篆、隸、真、行、八分書。洪武中舉文學不就，成祖擢為翰林典籍。一時翰林善書者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廣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度之書，獨為上所愛。”並說沈度的書法，以“八分尤為高古，渾然漢意。” 沈度楷書作品欣賞《敬齋箴》以長於臺閣體書法而深受明成祖朱棣的賞識，被其譽為“我朝的王羲之”，名重一時。有墨跡《教齋箴》、《四箴銘》等傳世。弟沈粲，擅行、草書，子沈藻，擅楷，均承家學。著有《西清餘暇自樂稿》、《自示編》、《滇南稿》、《隨筆錄》等。比較著名的書法作品有題李龍眠《維摩演教圖》、跋宋劉松年《登瀛圖》、跋宋劉公麟《歸莊圖》及書《不自棄說》和《寶積經》等。

關於他的書法，明楊士奇《東里集》中是這樣說的：“善篆、隸、真、行、八分書。洪武中舉文學不就，成祖擢為翰林典籍。一時翰林善書者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廣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度之書，獨為上所愛。”並說沈度的書法，以“八分尤為高古，渾然漢意。” 沈度楷書作品欣賞《敬齋箴》。

有人認為，沈度是館閣體的祖師，這種說法既對也不對，說他對，是因為他將閣書推向了一個高度，說他不對，是因唐代就已出現閣體。

館閣體應該說是科舉制度的產物。封建社會，在以書取仕和殿試製度的功利刺激下，促使歷代文人以楷書作為人生的必修之課而沉酣其間，如唐之幹祿書、宋之院體丶明之臺閣體，至清代，因康熙喜歡董其昌，乾隆喜歡趙孟頫，可這祖孫學趙董不到位，終於促使了“烏光方”的館閣體的產生。

其實，不管哪個朝代的“館閣體”，雖然藝術性不強，但作為政府公文的官方字型，它對傳播資訊、表達思想的實用功能，是其他書體所不能替代的。

所以說，“館閣體”不是某一個人創造的，而是在文字演變丶文化傳播和社會發展中自然產生的，其優點在實用，其缺點在藝術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