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詩經》中的“六義”，即是指“風、雅、頌”三種詩歌形式與“賦、比、興”三種表現手法。

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鄭樵雲：“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雅》分為《小雅》和《大雅》，是宮廷樂歌，《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

（1）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包括十五“國風”，即十五個地方的民間歌謠。“國風”儲存了大量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具有濃厚的民歌特色。這部分詩歌的內容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其語言樸素、鮮明，富於形象性，形式上多是四言成句，隔句用韻，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感。同時多處出現章節的復疊，有一唱三嘆的藝術美感，是《詩經》的精華部分。

（2）“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3）“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4）“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5）“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6）“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於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有的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有的“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

《詩經》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

風，雅、頌是詩的文體分類；

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