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孟子的說法，“無恆產有恆心”是對士與為政者的要求。為政者是學習自然比百姓多，懂的道理自然比百姓透，那麼，恆心與毅力自然要堅定。恆心即常心，無論身處什麼境地，遵守社會秩序與道德規範的心。也就是說，為政者要有“不忍”之恆心，但是不能強求百姓也有。因此，士為政，就如同農民種田，各司其職。如果百姓，沒有田產（恆產），就失業了。沒有恆產的百姓，將會走向何方？這是士應該替百姓考慮的問題。百姓是在恆產的前提下，安分耕作，受國家役使。因此，為政者就要盡心盡責的“制民之產”，保障百姓的生存與生活。百姓的生存與生活如果出了問題，首先不是百姓的責任，而是為政者的責任。按照孟子的論證，百姓流離失所，“放辟邪侈”，犯法之後，官府去抓，那就是罔民。罔民即是為政者失責。
可見，孟子論述的“不忍之心”以及“仁愛之心”，其雖有“人皆有之”的表述，但是其理論的落腳點不是要求百姓，而是要求為政者。如果為政者沒有“不忍之心”，就缺乏“仁愛之心”。孟子考察為政者是否稱職的標準是以民生為標準，而保障民生正是為政者仁愛之心的體現。
梁惠王自認為自己是一個不錯的君王。《梁惠王上》記載：“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當河內受災，王實行移出百姓，移入糧食的做法，河東出現災荒的時候，也是如此。但是效果並不好，於是梁惠王請教孟子。孟子給他說，你治國的方向出了問題。如果可以做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就是孟子制民之產，給百姓以恆產的仁政方案。
在孟子看來，自認為乾的不錯的梁惠王，是一個只顧自己，不顧百姓民生的君主。“（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說：“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認為梁惠王不是稱職的國君，其原因正是沒有施行“仁政”。沒有行仁政，也就沒有盡到“民之父母”的責任。雖然梁惠王也採用了一些措施，但是孟子認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能給根本上解決問題。可見，無“仁愛之心”，沒有以“不忍人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喪失“責任之心”，細枝末節的補救無法挽回頹廢的危局。
從《孟子》的整體文字來看，不難發現，孟子闡釋的性善論與其仁政學說密不可分。《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的第一句話是“孟子見梁惠王”。在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的對話中，其主體內容是闡發“保民而王”的仁政學說。孟子的良苦用心在於試圖說服當時的國君做一個有責任的“為民父母”的仁君，其前提是具有“不忍”之心的善。從這個角度來說，孟子的性善論的用意主要在於強調為政者要有仁愛之心。這種仁愛之心的檢驗標準，就是看為政者是否盡到了民之父母的“責任”。
按照孟子的說法，“無恆產有恆心”是對士與為政者的要求。為政者是學習自然比百姓多，懂的道理自然比百姓透，那麼，恆心與毅力自然要堅定。恆心即常心，無論身處什麼境地，遵守社會秩序與道德規範的心。也就是說，為政者要有“不忍”之恆心，但是不能強求百姓也有。因此，士為政，就如同農民種田，各司其職。如果百姓，沒有田產（恆產），就失業了。沒有恆產的百姓，將會走向何方？這是士應該替百姓考慮的問題。百姓是在恆產的前提下，安分耕作，受國家役使。因此，為政者就要盡心盡責的“制民之產”，保障百姓的生存與生活。百姓的生存與生活如果出了問題，首先不是百姓的責任，而是為政者的責任。按照孟子的論證，百姓流離失所，“放辟邪侈”，犯法之後，官府去抓，那就是罔民。罔民即是為政者失責。
可見，孟子論述的“不忍之心”以及“仁愛之心”，其雖有“人皆有之”的表述，但是其理論的落腳點不是要求百姓，而是要求為政者。如果為政者沒有“不忍之心”，就缺乏“仁愛之心”。孟子考察為政者是否稱職的標準是以民生為標準，而保障民生正是為政者仁愛之心的體現。
梁惠王自認為自己是一個不錯的君王。《梁惠王上》記載：“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當河內受災，王實行移出百姓，移入糧食的做法，河東出現災荒的時候，也是如此。但是效果並不好，於是梁惠王請教孟子。孟子給他說，你治國的方向出了問題。如果可以做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就是孟子制民之產，給百姓以恆產的仁政方案。
在孟子看來，自認為乾的不錯的梁惠王，是一個只顧自己，不顧百姓民生的君主。“（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說：“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認為梁惠王不是稱職的國君，其原因正是沒有施行“仁政”。沒有行仁政，也就沒有盡到“民之父母”的責任。雖然梁惠王也採用了一些措施，但是孟子認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能給根本上解決問題。可見，無“仁愛之心”，沒有以“不忍人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喪失“責任之心”，細枝末節的補救無法挽回頹廢的危局。
從《孟子》的整體文字來看，不難發現，孟子闡釋的性善論與其仁政學說密不可分。《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的第一句話是“孟子見梁惠王”。在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的對話中，其主體內容是闡發“保民而王”的仁政學說。孟子的良苦用心在於試圖說服當時的國君做一個有責任的“為民父母”的仁君，其前提是具有“不忍”之心的善。從這個角度來說，孟子的性善論的用意主要在於強調為政者要有仁愛之心。這種仁愛之心的檢驗標準，就是看為政者是否盡到了民之父母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