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案每個國家都有，關鍵是政治的指導方針。如果寧可錯殺、錯關一千，不許放走一個，那這政治必然造成太多的怨假錯案，不能原諒，這樣的政治本身就是犯罪！

中國古就有冤案追制。捕快不得私刑。否到犯法。當堂刑訊不能死人。否則犯法。這封建時代的刑法何況現代社會更充不許逼供刑訊和追責。

美國洗冤仍有三重障礙

1989年，美國首次運用DNA技術為一起案件的當事人洗冤後，在學界、媒體和部分實務界人士的聯合推動之下，掀起“洗冤工程”。“洗冤工程”在美國已經運行了20餘年，形成了一套制度，“現在，幾乎每個州都有這種洗冤組織。”2005年，走出曼斯菲爾德監獄時，克拉倫斯·埃爾金斯異常平靜。8年前，埃爾金斯因涉嫌一起重度謀殺、強姦被判終身監禁，直到俄州“洗冤工程”受理了埃爾金斯的申訴，並透過DNA檢測證明他並非兇手，他才沉冤昭雪。

苑寧寧就曾經在美國參與辛辛那提大學法學教授馬克·戈德森所領導的俄州“洗冤工程”。苑寧寧發現，在美國洗冤遇到的障礙仍然很大。

如何獲得檢察官的配合是第一道難關，因為DNA樣本掌握在檢察官手裡，但絕大部分檢察官都不願配合。資金問題也制約著“洗冤工程”，因為DNA鑑定非常昂貴，4類鑑定方法中最低的幾千美元，最貴的要幾萬美元。

第二道難關，是法院啟動重新審判難；第三道難關即使啟動了，大部分檢察官也會“負隅頑抗”。

極少司法人員被追責 迄今僅1名檢察官被追責 洗冤面臨檢察官不配合、資金制約、重審難等障礙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洗冤工程”只接收具備DNA檢測、比對條件的案件。目前，也有一些組織接收無關DNA技術的案件，但需要申請人提供更為充足的證據。

2004年，聯邦政府通過了《無辜者保護法》。根據該法，被定罪者有權提出DNA鑑定，但各州對允許DNA鑑定都設定了極為苛刻的條件。

據苑寧寧介紹，作為非營利性的民間法援機構，“洗冤工程”主要運用DNA技術救助被錯誤定罪的無辜者。一般的操作模式是，透過電話接收申請，登記之後，專案人員開會討論有無翻案的可能，然後決定是否受理。其主要模式以大學為依託，在一些教授的領導下，學生參與、律師幫助，向當事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目前，英國、加拿大、澳洲、印度、日本、巴西等國家都成立了類似的組織。

然而，自1989年以來，美國冤案涉及的公檢法人員極少被追究責任。很多當年辦案的警察、檢察官，並未受到冤案的影響，仕途反而平步青雲。

苑寧寧認為，這是因為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下，負責定罪的是陪審團。要追究司法人員的責任，必須證明他們在冤案形成中存在不當行為，但這樣的證明顯然很難。此外，司法官員還擁有豁免權。

迄今為止，美國只有一起冤案追究了司法人員的責任。2013年，美國得克薩斯州調查法庭發現，在一起冤案中，檢察官隱瞞了當事人無罪的證據，導致該案被告人被定罪入獄服刑25年。

最終，這名檢察官被定藐視法庭罪，判處10天監禁，500小時的社群服務和罰金500美元。

改革以來冤案增多，因為公安，檢察有破案獎勵，大案重案破案都有重獎，所以辦案人員為達獎勵目的，則會刑訊逼供等，快速破案，以利獲獎。到了冤案追責時即互相保護，關係為大，所以很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