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寫極端環境下的追求

葉彌的每一個短篇小說都讓人期待。她告訴記者，為了更好地體驗生活，她把家搬到了蘇州鄉下，短篇小說《逃票》反映的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文革”期間，主人公從事物流工作，經常在上海與蘇州之間，一直在火車上逃票，只為了節省幾毛錢，這樣可以改善改善生活。“我懷著同情，描寫人在極端環境下對自身幸福的追求。”

葉彌的短篇小說很少有《逃票》這麼多人物的，但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又都有相同的故事。在一個短篇中，要完成人物的“反轉”是不容易的，命運的大逆轉，性格的大逆轉，但葉彌做到了。作品中的孔覺民並不缺錢，但他有時卻為了“賺”幾毛錢去逃票，孔覺民是一膽小的文弱書生，但他竟然不顧身份地“逃票”。

人性是複雜的，人什麼時候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什麼時候才會看見內心深處真正的自己，又什麼時候才會聽從內心的召喚？藉助於30年的故事時間，在強烈的意識形態圖式中，葉彌完成了一次對人的形而上的勘探。

在物質極度匱乏下的精神的滿足感只能靠一點點真執的情感；生理慾望被意識形態完全壓制住，因為共同利益產生的同舟共濟，這種感情似乎可以從天而降。

每一次逃票成功，孔覺民的心裡總會高興一陣子，至少一個星期，他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樣，他的老婆趙點梅也沉浸幸福之中，於是一家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有關小蘭的兩個細節，一是聽信孔覺民說她像他第一個女朋友，因此心軟，收了孔的錢放他走，二是，孔覺民被抓是小蘭搞鬼，緣由卻僅僅是為了兩條魚；放走孔覺民與抓孔覺民中間有一個感情與利益的博弈。

物質生活豐厚程度很大程度取決於客觀條件、機遇以及自身能力，不是主觀追求所能奏效的；在物質極度匱乏下的精神的滿足感只能靠一點點真執的情感；因為共同利益產生的同舟共濟，這種感情似乎可以從天而降，但是因為物質，常常生理慾望被意識形態完全壓制住，這種博弈本身是一種煎熬。

因此，小蘭覺得她和自己辦公桌上那盆蘭花隱隱之間有層敵意，說明她的內心遠非靜如止水，她對青春、愛情也會有很美的想象，只是在陰冷的現實象時刻在提醒自己的不幸；在如此冰冷的現實生活中，她會相信一個逃票者的完全可被視為討好的話嗎？肯定不會信，但是心裡還是有塊柔軟的地方被輕輕的撥動了。

從人性角度來說，在物質極度匱乏下的人們，道德是無法真正建立起一道自發性的牆，權力似乎可以把這些人關在籠子裡，但是人性的自私都在為自己的作為而奔波，制定的遵守社會規則只是被動和間接的，更可怕的是一個把規則固化的社會，必定會帶來整體性的毀滅。

也即是說，在小蘭身上承載著孔覺民的兩種想象，一種是小蘭身上的國家權力的象徵，正是它使他與小蘭相遇，同樣是它使他身陷囹圄；另一種是，小蘭激活了他對美好愛情的想象，但是，正是小蘭身上的國家權力，澆滅了孔覺民從她身上喚醒的愛情想象。

當孔覺民逃票，更多的是他俘獲了自己的期待的東西，也是這個時代甚至因為權力，當初曾經失去的那些東西，只不過是在檢票口找回了那些感情；也滿足了孔覺民對愛情的期待，但並不是這個女孩想要的愛情，只是留給孔覺民的一個期待，更留給讀者想象空間，也正是這個想象的維度為小說留下嫋嫋餘音，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