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記載,成化皇帝英明寬仁,在位初年恢復了景泰皇帝朱祁鈺的皇帝尊號,平反了于謙的冤案,任用賢明的大臣商輅等治國理政,可以說有君王的風度。時代風氣清明,朝廷多名賢俊彥,寬免賦稅、減省刑罰,社會經濟漸漸復甦。 但是在位期間任用奸邪,也不能說沒有缺陷。
成化皇帝寵愛萬貴妃,親近內侍,造成外戚宦官當權,特務機構橫行。當時的一些朝中重臣無甚作為,既不彈劾吏治黑暗,也不敢匡正明憲宗的種種失德之舉。上至內閣首輔萬安、大學士劉吉、劉珝,下到六部尚書,大多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被當時人以歌謠戲稱:“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究其原因,這與他們的個人品行固然有關,但也和成化年間的政治風氣以及官員的晉升機制有很大關係,具體緣由我們一一來看。
萬安,字循吉,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雖然萬安是以進士出身為官,卻沒有什麼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據記載,成化七年(1471),天有異象,朝臣們認為這是因為皇帝久不上朝上天給的警示。於是明憲宗召見朝臣問政,其中就包括了萬安,而在問及他時他卻“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於是稱其為“萬歲閣老”。一可見萬安溜鬚拍馬的功底,二則反映他尸位素餐,對自己管轄範圍的政務毫不瞭解。那麼萬安是如何坐上首輔之位呢?主要是因為他和憲宗皇帝的寵妃萬貴妃同姓,便藉此攀附親戚關係,討好貴妃與皇帝,於是穩坐了十年內閣首輔的位置。
劉吉是繼萬安之後的內閣首輔,也是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人稱“劉棉花”。在當時朝野有這樣一個約定俗成,如果某位官員被彈劾,則該上奏請求辭官回鄉,以表自己不戀權勢的志向。然而劉吉在被彈劾之後依舊我行我素,遭到多次彈劾之後依舊穩居內閣,屹立不到,像棉花一樣彈不壞,故得此稱號。
然而,“紙糊三閣老”中,比起萬安和劉吉,劉珝在歷史上的評價則好得多。他曾任太子(即明憲宗)侍講,憲宗稱其“東劉先生”,對他很是尊敬,所以在憲宗皇帝德行有失的時候他能說上兩句話,但大多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對於憲宗皇帝不理朝政,親信小人,則不敢多言。後陷入黨爭被萬安和劉吉聯手排擠,被迫致仕,辭官回家了,可以說是生不逢時,也被列為了“紙糊三閣老”當中。
除了個人品行之外,這種尸位素餐,不作為的風氣也與當時官員的晉升有關。當時晉升官員看重資歷,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得到了進士出身的人大多到翰林院起草詔書,熬資歷,以求躋身內閣。而翰林院並無實權,也沒有什麼功績可立,所以只要無過,時間長了自然能升官。這種風氣便一直延續到了其他行政部門,漸漸形成了“泥塑六尚書”現象。
除此之外,當時特務機構橫行,成化年間新設的西廠總督汪直更是黨同伐異,排除異己,敢於諫言的人動輒被罷免官職,甚至丟了性命。所以上疏諫言的風險很大,而功勞又少,於是做實事,針砭時弊的官員就越來越少,官員們僅有的精力要麼用在黨爭,要麼想法設法明哲保身,所以當時人們調侃朝中重臣無人做實事,這便是“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來源。
《明史》中記載,成化皇帝英明寬仁,在位初年恢復了景泰皇帝朱祁鈺的皇帝尊號,平反了于謙的冤案,任用賢明的大臣商輅等治國理政,可以說有君王的風度。時代風氣清明,朝廷多名賢俊彥,寬免賦稅、減省刑罰,社會經濟漸漸復甦。 但是在位期間任用奸邪,也不能說沒有缺陷。
成化皇帝寵愛萬貴妃,親近內侍,造成外戚宦官當權,特務機構橫行。當時的一些朝中重臣無甚作為,既不彈劾吏治黑暗,也不敢匡正明憲宗的種種失德之舉。上至內閣首輔萬安、大學士劉吉、劉珝,下到六部尚書,大多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被當時人以歌謠戲稱:“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究其原因,這與他們的個人品行固然有關,但也和成化年間的政治風氣以及官員的晉升機制有很大關係,具體緣由我們一一來看。
萬安,字循吉,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雖然萬安是以進士出身為官,卻沒有什麼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據記載,成化七年(1471),天有異象,朝臣們認為這是因為皇帝久不上朝上天給的警示。於是明憲宗召見朝臣問政,其中就包括了萬安,而在問及他時他卻“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於是稱其為“萬歲閣老”。一可見萬安溜鬚拍馬的功底,二則反映他尸位素餐,對自己管轄範圍的政務毫不瞭解。那麼萬安是如何坐上首輔之位呢?主要是因為他和憲宗皇帝的寵妃萬貴妃同姓,便藉此攀附親戚關係,討好貴妃與皇帝,於是穩坐了十年內閣首輔的位置。
劉吉是繼萬安之後的內閣首輔,也是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人稱“劉棉花”。在當時朝野有這樣一個約定俗成,如果某位官員被彈劾,則該上奏請求辭官回鄉,以表自己不戀權勢的志向。然而劉吉在被彈劾之後依舊我行我素,遭到多次彈劾之後依舊穩居內閣,屹立不到,像棉花一樣彈不壞,故得此稱號。
然而,“紙糊三閣老”中,比起萬安和劉吉,劉珝在歷史上的評價則好得多。他曾任太子(即明憲宗)侍講,憲宗稱其“東劉先生”,對他很是尊敬,所以在憲宗皇帝德行有失的時候他能說上兩句話,但大多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對於憲宗皇帝不理朝政,親信小人,則不敢多言。後陷入黨爭被萬安和劉吉聯手排擠,被迫致仕,辭官回家了,可以說是生不逢時,也被列為了“紙糊三閣老”當中。
除了個人品行之外,這種尸位素餐,不作為的風氣也與當時官員的晉升有關。當時晉升官員看重資歷,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得到了進士出身的人大多到翰林院起草詔書,熬資歷,以求躋身內閣。而翰林院並無實權,也沒有什麼功績可立,所以只要無過,時間長了自然能升官。這種風氣便一直延續到了其他行政部門,漸漸形成了“泥塑六尚書”現象。
除此之外,當時特務機構橫行,成化年間新設的西廠總督汪直更是黨同伐異,排除異己,敢於諫言的人動輒被罷免官職,甚至丟了性命。所以上疏諫言的風險很大,而功勞又少,於是做實事,針砭時弊的官員就越來越少,官員們僅有的精力要麼用在黨爭,要麼想法設法明哲保身,所以當時人們調侃朝中重臣無人做實事,這便是“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