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記載，成化皇帝英明寬仁，在位初年恢復了景泰皇帝朱祁鈺的皇帝尊號，平反了于謙的冤案，任用賢明的大臣商輅等治國理政，可以說有君王的風度。時代風氣清明，朝廷多名賢俊彥，寬免賦稅、減省刑罰，社會經濟漸漸復甦。 但是在位期間任用奸邪，也不能說沒有缺陷。
成化皇帝寵愛萬貴妃，親近內侍，造成外戚宦官當權，特務機構橫行。當時的一些朝中重臣無甚作為，既不彈劾吏治黑暗，也不敢匡正明憲宗的種種失德之舉。上至內閣首輔萬安、大學士劉吉、劉珝，下到六部尚書，大多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被當時人以歌謠戲稱：“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究其原因，這與他們的個人品行固然有關，但也和成化年間的政治風氣以及官員的晉升機制有很大關係，具體緣由我們一一來看。
萬安，字循吉，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雖然萬安是以進士出身為官，卻沒有什麼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據記載，成化七年（1471），天有異象，朝臣們認為這是因為皇帝久不上朝上天給的警示。於是明憲宗召見朝臣問政，其中就包括了萬安，而在問及他時他卻“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於是稱其為“萬歲閣老”。一可見萬安溜鬚拍馬的功底，二則反映他尸位素餐，對自己管轄範圍的政務毫不瞭解。那麼萬安是如何坐上首輔之位呢？主要是因為他和憲宗皇帝的寵妃萬貴妃同姓，便藉此攀附親戚關係，討好貴妃與皇帝，於是穩坐了十年內閣首輔的位置。
劉吉是繼萬安之後的內閣首輔，也是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人稱“劉棉花”。在當時朝野有這樣一個約定俗成，如果某位官員被彈劾，則該上奏請求辭官回鄉，以表自己不戀權勢的志向。然而劉吉在被彈劾之後依舊我行我素，遭到多次彈劾之後依舊穩居內閣，屹立不到，像棉花一樣彈不壞，故得此稱號。
然而，“紙糊三閣老”中，比起萬安和劉吉，劉珝在歷史上的評價則好得多。他曾任太子（即明憲宗）侍講，憲宗稱其“東劉先生”，對他很是尊敬，所以在憲宗皇帝德行有失的時候他能說上兩句話，但大多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對於憲宗皇帝不理朝政，親信小人，則不敢多言。後陷入黨爭被萬安和劉吉聯手排擠，被迫致仕，辭官回家了，可以說是生不逢時，也被列為了“紙糊三閣老”當中。
除了個人品行之外，這種尸位素餐，不作為的風氣也與當時官員的晉升有關。當時晉升官員看重資歷，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得到了進士出身的人大多到翰林院起草詔書，熬資歷，以求躋身內閣。而翰林院並無實權，也沒有什麼功績可立，所以只要無過，時間長了自然能升官。這種風氣便一直延續到了其他行政部門，漸漸形成了“泥塑六尚書”現象。
除此之外，當時特務機構橫行，成化年間新設的西廠總督汪直更是黨同伐異，排除異己，敢於諫言的人動輒被罷免官職，甚至丟了性命。所以上疏諫言的風險很大，而功勞又少，於是做實事，針砭時弊的官員就越來越少，官員們僅有的精力要麼用在黨爭，要麼想法設法明哲保身，所以當時人們調侃朝中重臣無人做實事，這便是“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來源。
《明史》中記載，成化皇帝英明寬仁，在位初年恢復了景泰皇帝朱祁鈺的皇帝尊號，平反了于謙的冤案，任用賢明的大臣商輅等治國理政，可以說有君王的風度。時代風氣清明，朝廷多名賢俊彥，寬免賦稅、減省刑罰，社會經濟漸漸復甦。 但是在位期間任用奸邪，也不能說沒有缺陷。
成化皇帝寵愛萬貴妃，親近內侍，造成外戚宦官當權，特務機構橫行。當時的一些朝中重臣無甚作為，既不彈劾吏治黑暗，也不敢匡正明憲宗的種種失德之舉。上至內閣首輔萬安、大學士劉吉、劉珝，下到六部尚書，大多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被當時人以歌謠戲稱：“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究其原因，這與他們的個人品行固然有關，但也和成化年間的政治風氣以及官員的晉升機制有很大關係，具體緣由我們一一來看。
萬安，字循吉，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雖然萬安是以進士出身為官，卻沒有什麼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據記載，成化七年（1471），天有異象，朝臣們認為這是因為皇帝久不上朝上天給的警示。於是明憲宗召見朝臣問政，其中就包括了萬安，而在問及他時他卻“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於是稱其為“萬歲閣老”。一可見萬安溜鬚拍馬的功底，二則反映他尸位素餐，對自己管轄範圍的政務毫不瞭解。那麼萬安是如何坐上首輔之位呢？主要是因為他和憲宗皇帝的寵妃萬貴妃同姓，便藉此攀附親戚關係，討好貴妃與皇帝，於是穩坐了十年內閣首輔的位置。
劉吉是繼萬安之後的內閣首輔，也是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人稱“劉棉花”。在當時朝野有這樣一個約定俗成，如果某位官員被彈劾，則該上奏請求辭官回鄉，以表自己不戀權勢的志向。然而劉吉在被彈劾之後依舊我行我素，遭到多次彈劾之後依舊穩居內閣，屹立不到，像棉花一樣彈不壞，故得此稱號。
然而，“紙糊三閣老”中，比起萬安和劉吉，劉珝在歷史上的評價則好得多。他曾任太子（即明憲宗）侍講，憲宗稱其“東劉先生”，對他很是尊敬，所以在憲宗皇帝德行有失的時候他能說上兩句話，但大多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小問題，對於憲宗皇帝不理朝政，親信小人，則不敢多言。後陷入黨爭被萬安和劉吉聯手排擠，被迫致仕，辭官回家了，可以說是生不逢時，也被列為了“紙糊三閣老”當中。
除了個人品行之外，這種尸位素餐，不作為的風氣也與當時官員的晉升有關。當時晉升官員看重資歷，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得到了進士出身的人大多到翰林院起草詔書，熬資歷，以求躋身內閣。而翰林院並無實權，也沒有什麼功績可立，所以只要無過，時間長了自然能升官。這種風氣便一直延續到了其他行政部門，漸漸形成了“泥塑六尚書”現象。
除此之外，當時特務機構橫行，成化年間新設的西廠總督汪直更是黨同伐異，排除異己，敢於諫言的人動輒被罷免官職，甚至丟了性命。所以上疏諫言的風險很大，而功勞又少，於是做實事，針砭時弊的官員就越來越少，官員們僅有的精力要麼用在黨爭，要麼想法設法明哲保身，所以當時人們調侃朝中重臣無人做實事，這便是“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