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漢族人口的衰減。

《中國通史·食貨篇》書中有言，在東漢末年，恆帝永壽二年全國戶數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多人。而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149萬多戶！這是真正的十不存一！每個朝代末年都會戰亂死一大批人，但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期，更是中國瘟疫的爆發期，是罕見的。而醫聖張仲景成名作《傷寒雜病論》亦是因東漢末年的瘟疫而寫出。

雖說西晉一統中國，但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即便在太康三年，全華人口不過戶有377萬。這只是桓帝時期的五分之一！

中原人口的大量喪失，內地勞動力不足，統治層更招引和強制招引遊牧民族，造成遊牧民大量內遷！西晉時，在關中戶口百萬，其中游牧民族佔了一半左右。可以想象，即便西晉一直強勢，遊牧民族依然是潛在威脅！

如同現在，少數民族敢佔總人口的50%？一旦統治層出問題，不亂才怪！而西晉，八王之亂與永嘉之禍統治層徹底作死，遊牧民族不趁火打劫才出了怪了！畢竟，統治層對其並不友好，而是為奴為婢，令其對西晉：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不可忽視的是，由於遊牧民族的內遷，造成了內地對遊牧民族武器的優越性不在！一漢擋五胡從此成為夢想！

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在遊牧民族手中時，在西晉作死內傷的情況下，西晉很快便被起義的五胡等遊牧民族幹掉。五胡亂華百年徹底開啟，而統治層衣冠南渡，依靠長江天險，殘存為東晉。

東晉偏安與五胡十六國的出現，根源在於西晉軍政體制中把野戰軍軍權授予宗室諸王，也即所謂“藩王出鎮”，這是一種堪比“玩火自焚”的體制。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如果中央政權能夠擁有一個強勢皇帝並保持穩定朝局，那麼掌握某地野戰軍力量的宗王確實無法在政治上搞出多麼大的風浪，具體事例可見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南朝宋明帝劉彧平定藩王之亂、明太祖與明成祖在位時藩王不敢造反。

可是！一旦中央政權出了一個文弱皇帝甚至弱智皇帝並且無法在大臣輔佐下保持朝局穩定，那麼掌握各地野戰軍力量而且有資格繼承皇位大統的宗王，就會以各種名義挑起戰爭並向皇位衝刺，齊王劉襄率先向諸呂發難、燕王朱棣發起靖難之役都是這種情形的典型案例。

具體到西晉的政局，晉武帝司馬炎的個人能力尚且能夠利用皇權保持對於諸王的壓制態勢，晉惠帝司馬衷作為一個著名的白痴皇帝在張華輔佐下能夠保持朝局穩定之時，尚且也能勉強維持局面。奈何，賈南風作大死，僅僅因為太子不是自己親生，逼死了口碑很好的皇太子司馬遹，把事情做得太過火，徹底打亂了西晉政局的危險平衡，為掌握野戰軍力量的宗室諸王提供了藉機攪局、趁亂上位的“良機”。

由此而來的八王之亂，最終從原本僅僅侷限於上層鬥爭的宮廷政變演變成了西晉各支野戰軍力量的火拼內戰，極大地消耗了西晉繼承自曹魏的野戰軍力量，造成了西晉北方地區的軍事力量薄弱，為參與到八王之亂中的匈奴、鮮卑、羯勢力提供了在北方造反的良機，也為沒有參與到八王之亂中的氐、羌提供了在關隴、巴蜀造反的良機。

質言之，危險的制度設計，被不穩定的中央朝局所引爆，進而由政治鬥爭擴大為全面內戰，消耗掉了西晉的野戰軍力，為匈奴、鮮卑、羯、氐、羌乃至於像陳敏、苟晞、王浚這種漢人地方軍閥提供了軍力薄弱與權力真空的良機，這才造成了東晉偏安與五胡十六國的大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