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文學團體。前期作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
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繼《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以後，他們又於1924年8月創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3月創刊《創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創造月刊》上，創造社已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度，開始了後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與創作。郭沫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首倡"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成仿吾則在1928年2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號召"我們努力要獲得階級意識""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
他們曾一度計劃與魯迅等人組成聯合戰線，恢復《創造週報》作為共同園地從事進步的文學活動，但由於剛從日本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以為這不足以代表一個"新的階段"，遂廢除前議，另行創刊《文化批判》。馮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1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2號上發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提出作家"轉換方向"和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主張。他們在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從而引起了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創造社在前期活動中，雖然不贊成文學研究會提倡的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對當時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為名進行批評，但也培養了大批後來成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並且從開始便反對當時文藝領域中的反動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後撰文批評了胡適以"整理國故"為名從新文化運動中倒退的行為。後期創造社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員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態度。彭康和馮乃超等人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撰文闡明瞭"革命與人性""天才是什麼""文學的階級性"以及革命文學等問題。
後期創造社受當時國際國內左傾思潮影響，理論倡導和文學活動不免帶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對待魯迅、茅盾等作家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然而大部分成員在參加革命實踐，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新興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以及倡導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文學團體。前期作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
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繼《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以後，他們又於1924年8月創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3月創刊《創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創造月刊》上，創造社已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度，開始了後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與創作。郭沫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首倡"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成仿吾則在1928年2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號召"我們努力要獲得階級意識""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
他們曾一度計劃與魯迅等人組成聯合戰線，恢復《創造週報》作為共同園地從事進步的文學活動，但由於剛從日本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以為這不足以代表一個"新的階段"，遂廢除前議，另行創刊《文化批判》。馮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1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2號上發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提出作家"轉換方向"和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主張。他們在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從而引起了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創造社在前期活動中，雖然不贊成文學研究會提倡的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對當時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為名進行批評，但也培養了大批後來成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並且從開始便反對當時文藝領域中的反動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後撰文批評了胡適以"整理國故"為名從新文化運動中倒退的行為。後期創造社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員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態度。彭康和馮乃超等人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撰文闡明瞭"革命與人性""天才是什麼""文學的階級性"以及革命文學等問題。
後期創造社受當時國際國內左傾思潮影響，理論倡導和文學活動不免帶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對待魯迅、茅盾等作家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然而大部分成員在參加革命實踐，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新興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以及倡導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