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先生此書屬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所編“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研究書系”其中一本，這個系列其他著名的書還包括徐衝著《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餘欣著《博望鳴沙—— 中古寫本研究與現代中國學術史之會通》等等。
餘欣為此係列專門寫了《書系緣起》文章，其中提到了此係列書的內容“大多都是博士論文經數年打磨而寫定的佳作”。仇書也不例外。
仇鹿鳴先生有過自述，開題最初名字是《西晉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而博論中的《漢魏時代的河內司馬氏》本定於一節的篇幅，結果由於是開頭內容，仇鹿鳴自己怕篇幅不夠，一不小心就寫多了，一節內容便擴充套件成了一章內容。所以乾脆就改了個名字，把“魏”給帶進去了。
我個人接觸到此書的時間大約在4、5年前，現在回顧此書，就感覺上而言，印象最深的內容其實並不是寫司馬懿、師、昭的部分，而是司馬孚、司馬攸(賈充、荀勖)，也就是書的三、四章，特別是泰始與咸寧那兩節的內容，正如仇鹿鳴自己所說，是規避了“倒放電影”的誤區。
話說回來，既然題主提到此書，我預設為題主是讀完了此書，所以書的內容就不再多提，只是表達下個人感受。
說到學術地位，魏晉歷史本來是屬於史料少而名家多的狀態，光“魏晉”二字開頭的學術專著就多如牛毛。名家既有“四大名旦”還有“四小名旦”，再加上日本學者，這些人共同構建的“魏晉”就是復旦這一批青年學者所認識到的“魏晉”，要從這“堆”人中殺出一條路來何其艱難？
但正如餘欣自我激勵到的，雖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但絕不至於“糞土同捐，煙燼俱滅”。
嚴耕望先生《治史三書》:“寫作事實上不但是為了向外發表，同時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後階段。常有人說某人學問極好，可惜不寫作，事實上，此話大有問題。某人可能常識豐富，也有見解，但不寫作為文，他的學問議論只停留在見解看法的階段，不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識。”
一個從讀者到作者的過程，仇鹿鳴做到了。
此書並不是綱領，而是一個仇鹿鳴對自己學到知識的總結，並回饋給讀者，他沒有去“構建”一個什麼東西，只是去透過史料分析，作完了一個“讀後感”，歷史人物在他筆下都是去做了“會去做”的事情。
在中國青年學者有關魏晉政治方面的專著中，仇書是其佼佼者。
插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張旭華先生是50年代生人，師從高敏先生，是唐長孺先生的徒孫。
他的《九品中正制研究》一書中有篇附論是寫《司馬芳碑》的，內容中所引用到的仇鹿鳴書中相關內容，均稱仇鹿鳴為“先生”。
2017年10月，仇鹿鳴靠此書獲得第一屆“普隱人文學術獎”。
該獎只頒發給40歲以下作者。
仇鹿鳴先生此書屬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所編“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研究書系”其中一本，這個系列其他著名的書還包括徐衝著《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餘欣著《博望鳴沙—— 中古寫本研究與現代中國學術史之會通》等等。
餘欣為此係列專門寫了《書系緣起》文章，其中提到了此係列書的內容“大多都是博士論文經數年打磨而寫定的佳作”。仇書也不例外。
仇鹿鳴先生有過自述，開題最初名字是《西晉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而博論中的《漢魏時代的河內司馬氏》本定於一節的篇幅，結果由於是開頭內容，仇鹿鳴自己怕篇幅不夠，一不小心就寫多了，一節內容便擴充套件成了一章內容。所以乾脆就改了個名字，把“魏”給帶進去了。
我個人接觸到此書的時間大約在4、5年前，現在回顧此書，就感覺上而言，印象最深的內容其實並不是寫司馬懿、師、昭的部分，而是司馬孚、司馬攸(賈充、荀勖)，也就是書的三、四章，特別是泰始與咸寧那兩節的內容，正如仇鹿鳴自己所說，是規避了“倒放電影”的誤區。
話說回來，既然題主提到此書，我預設為題主是讀完了此書，所以書的內容就不再多提，只是表達下個人感受。
說到學術地位，魏晉歷史本來是屬於史料少而名家多的狀態，光“魏晉”二字開頭的學術專著就多如牛毛。名家既有“四大名旦”還有“四小名旦”，再加上日本學者，這些人共同構建的“魏晉”就是復旦這一批青年學者所認識到的“魏晉”，要從這“堆”人中殺出一條路來何其艱難？
但正如餘欣自我激勵到的，雖不敢“期以述者以自命”，但絕不至於“糞土同捐，煙燼俱滅”。
嚴耕望先生《治史三書》:“寫作事實上不但是為了向外發表，同時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後階段。常有人說某人學問極好，可惜不寫作，事實上，此話大有問題。某人可能常識豐富，也有見解，但不寫作為文，他的學問議論只停留在見解看法的階段，不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識。”
一個從讀者到作者的過程，仇鹿鳴做到了。
此書並不是綱領，而是一個仇鹿鳴對自己學到知識的總結，並回饋給讀者，他沒有去“構建”一個什麼東西，只是去透過史料分析，作完了一個“讀後感”，歷史人物在他筆下都是去做了“會去做”的事情。
在中國青年學者有關魏晉政治方面的專著中，仇書是其佼佼者。
插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張旭華先生是50年代生人，師從高敏先生，是唐長孺先生的徒孫。
他的《九品中正制研究》一書中有篇附論是寫《司馬芳碑》的，內容中所引用到的仇鹿鳴書中相關內容，均稱仇鹿鳴為“先生”。
2017年10月，仇鹿鳴靠此書獲得第一屆“普隱人文學術獎”。
該獎只頒發給40歲以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