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該畫獲得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一等獎，放大表現老農的《父親》已成為中國當代人像油畫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羅中立（當時還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學生）也由此被譽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畫壇的一面旗幟。羅中立的油畫《父親》被中國美術館收藏的價格為400多元。儘管美術館收藏作品支付的僅僅是材料費，但對畫家來說，作品被國家美術館收藏是一種莫大的榮譽。
羅中立，1948年出生於重慶郊區，1968年從四川美院附中畢業後主動到大巴山農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學畫的羅中立以一幅超級寫實主義作品《父親》而一舉成名，該作品以紀念碑式的宏偉構圖，飽含深情地刻畫出了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動了無數中國心。
1975年的除夕夜，羅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廁所旁邊，看到一位從早到晚一直叼著旱菸，麻木、呆滯守糞的中年農民。羅中立回憶當時：“一雙牛羊般的眼睛卻死死地盯著糞池。這時，我心裡一陣猛烈的震動，同情、憐憫、感慨……一起狂亂地向我襲來，我要為他們喊叫！”後來，他畫了守糞的農民，之後又畫了一個當巴山老赤衛隊員的農民，最後才畫成現在這幅《我的父親》，開始畫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後改成《我的父親》（又名《父親》）。
作為《父親》的“伯樂”，慄憲庭回憶說：“發現《父親》其實很偶然。1980年，羅中立創作完油畫《父親》時還是四川美術學院的學生，當時這幅作品參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術》雜誌社領導去參加了，帶回來一些照片。我是《美術》雜誌的責任編輯，有發稿權，在辦公室看見《父親》照片時，我跟羅中立並沒有交往，之前只是刊發了他的女知青圖等作品。但《父親》讓我特別震動，畫的尺寸是用畫偉人的規格，畫裡的農民父親形象強調了真實的面貌，充滿了人性關懷。雖然當時他還是個學生，我還是在1981年第1期《美術》雜誌封面上選用了。”慄憲庭當時也是頂著壓力刊發《父親》的，但讓他欣慰的是，《父親》得到了中國青年美展很多評委的認同，隨後《父親》被評了一等獎。
當然，在那個年代，這幅畫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議。有些批評家說，《父親》“汙衊了中國農民的形象”，“沒有反映解放後中國農民的新變化”。於是，油畫《父親》在最後定稿時，就有了一處細節的修改。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在父親的左耳上，夾了一支圓珠筆。據說，這樣就體現瞭解放後的農民已經是有文化的農民了。把一切藝術品都貼上政治標籤，是“文革”期間最為流行的藝術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這種有害的思想流毒還遠未肅清，對油畫《父親》的影響也不能倖免，圓珠筆這個小小細節是那個時代抹不去的標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細節深刻地詮釋了油畫《父親》本身產生的歷史，成了《父親》的胎記。它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外延意義比用文字來解釋要好得多。
油畫《父親》所承載的東西是不可能重寫重畫的。《父親》一旦誕生了，它就屬於歷史了。我贊同當年大膽推薦《父親》的資深藝術批評家慄憲庭的觀點，“重畫《父親》沒有意義，即使是畫一個當代農民父親形象也無法超越當年的《父親》”。我想，甚至連那個不倫不類的圓珠筆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敗筆，是政治符號。但它佐證了“文革”後，中國藝術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艱辛；它讓我們今人反省，不要走回頭路，不要重演歷史的笑劇。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該畫獲得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一等獎，放大表現老農的《父親》已成為中國當代人像油畫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羅中立（當時還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學生）也由此被譽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畫壇的一面旗幟。羅中立的油畫《父親》被中國美術館收藏的價格為400多元。儘管美術館收藏作品支付的僅僅是材料費，但對畫家來說，作品被國家美術館收藏是一種莫大的榮譽。
羅中立，1948年出生於重慶郊區，1968年從四川美院附中畢業後主動到大巴山農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學畫的羅中立以一幅超級寫實主義作品《父親》而一舉成名，該作品以紀念碑式的宏偉構圖，飽含深情地刻畫出了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動了無數中國心。
1975年的除夕夜，羅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廁所旁邊，看到一位從早到晚一直叼著旱菸，麻木、呆滯守糞的中年農民。羅中立回憶當時：“一雙牛羊般的眼睛卻死死地盯著糞池。這時，我心裡一陣猛烈的震動，同情、憐憫、感慨……一起狂亂地向我襲來，我要為他們喊叫！”後來，他畫了守糞的農民，之後又畫了一個當巴山老赤衛隊員的農民，最後才畫成現在這幅《我的父親》，開始畫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後改成《我的父親》（又名《父親》）。
作為《父親》的“伯樂”，慄憲庭回憶說：“發現《父親》其實很偶然。1980年，羅中立創作完油畫《父親》時還是四川美術學院的學生，當時這幅作品參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術》雜誌社領導去參加了，帶回來一些照片。我是《美術》雜誌的責任編輯，有發稿權，在辦公室看見《父親》照片時，我跟羅中立並沒有交往，之前只是刊發了他的女知青圖等作品。但《父親》讓我特別震動，畫的尺寸是用畫偉人的規格，畫裡的農民父親形象強調了真實的面貌，充滿了人性關懷。雖然當時他還是個學生，我還是在1981年第1期《美術》雜誌封面上選用了。”慄憲庭當時也是頂著壓力刊發《父親》的，但讓他欣慰的是，《父親》得到了中國青年美展很多評委的認同，隨後《父親》被評了一等獎。
當然，在那個年代，這幅畫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議。有些批評家說，《父親》“汙衊了中國農民的形象”，“沒有反映解放後中國農民的新變化”。於是，油畫《父親》在最後定稿時，就有了一處細節的修改。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在父親的左耳上，夾了一支圓珠筆。據說，這樣就體現瞭解放後的農民已經是有文化的農民了。把一切藝術品都貼上政治標籤，是“文革”期間最為流行的藝術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這種有害的思想流毒還遠未肅清，對油畫《父親》的影響也不能倖免，圓珠筆這個小小細節是那個時代抹不去的標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細節深刻地詮釋了油畫《父親》本身產生的歷史，成了《父親》的胎記。它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外延意義比用文字來解釋要好得多。
油畫《父親》所承載的東西是不可能重寫重畫的。《父親》一旦誕生了，它就屬於歷史了。我贊同當年大膽推薦《父親》的資深藝術批評家慄憲庭的觀點，“重畫《父親》沒有意義，即使是畫一個當代農民父親形象也無法超越當年的《父親》”。我想，甚至連那個不倫不類的圓珠筆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敗筆，是政治符號。但它佐證了“文革”後，中國藝術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艱辛；它讓我們今人反省，不要走回頭路，不要重演歷史的笑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