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不出，譯者出，忠實於作者語言本意出。文化要出去，要把中國文化，理念傳播出去，讓其他種族瞭解接受。這是中國翻譯界的使命和榮譽。

除文化差異外，比如你真實表達這個意思，而外文又譯成另外一個意思，還有各國政治結構不同，這個國家的真實事情，恰好被別的國家拿來當取笑把柄。例如中國少數民族的走婚就會被外華人理解成落後愚昧和人權問題。

外譯計劃是指國內社科類作者的書列入譯成外文出版的規劃當中。長期以來，中國主要是把外國著作譯介到國內，在社會科學領域，輸入得多，而推出去的很少。

國內學界和譯界一直認為國內現當代的社科專著拿不出手，尤其是當代，以及在中國自身落後而傾力向西方學習潮流的影響下，譯界忽視了國內社科領域的成就，對國內社科領域關注得極少，自然瞭解得少，也就譯得少。例如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被譯為英文，就是比較特例的。在國內像這樣內容豐厚，考證紮實，有一定獨創見解的著作並不多。

為什麼自己的著作列入外譯計劃後，一些作者寧願選擇不出呢？

一是中國研究外語的多，有像錢鍾書這樣學通中西的大家很少，大都是懂西而不太關心國內情況，對相關國外著作有所研究後才給予以譯介，因為相關領域和著作中國已有相當多的譯著。同時華人學英語的很早也很多，對英語譯為中文更輕車熟路。

二是對外語背景知識的瞭解比較充足。很多人的翻譯往往是相關領域的研究專家，並且是長期研究，在翻譯的時候可以憑藉自己對所譯書的比較深的理解而譯出來，且譯得較準確，例如譯康德三大批判的鄧小芒，譯介新批評的趙毅衡，他們大都還有留學經歷。而這恰是華人譯自己社科著作為外文所缺乏的。

三是英譯中有很久的傳統。如何譯成中文，中國已有幾十上百年的經驗和相關理論，已經習慣了英譯中，形成了這樣的思維習慣。而且還有專門進行譯介英語社科文獻的專業機構如商務印書館、外文出版社這類，因此，相關的翻譯人才儲備很充足，也知道在翻譯時把語言譯得符合漢語習慣，能為華人理解，而這又恰是華人自己漢譯英所不具備的。

四是中國的社會類著作大都是交給那些出版社戓者外面翻譯機構的人做，這些人對相關領域並不瞭解，甚至根本不瞭解，全憑對一本書的閱讀就倉促翻譯，不說準確，可能連通達就達不到。

五是英譯為中一直缺乏人才儲備，也缺乏漢譯英的翻譯傳統和環境，譯出來不可能理解到位，譯得很倉促，改變原意或者錯誤，譯出來很粗糙。這些譯者幾乎不是專業領域人才。特別是專業術語，與之對應的英語如何表達，不是普通翻譯者能夠勝任的，非專業人才特別是本學科學通中西的人才不能解決。例如有誰能夠把湯用彤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史》譯成英語或者法語？其中有些詞語能不能在英語或者其它語言中找出相應的詞來？有些是其它語言很難表達或者無法表達的。這不僅涉及到專業領域的積累問題，也涉及到語言的對應問題，也涉及到譯者對英語語言掌握的深淺問題。

六是華人譯出來的英語不是地道的外語，不符合外語國家的閱讀與表達習慣，不利於國外閱讀，更不利於海外傳播。相反，華人的一些著作如傳統經典大都是一些漢學家譯出去的，這些漢學家對漢語相關專業有一定了解研究，能直接讀原著且理解到位。這些漢學家一般不大重視中國現當代的學術成果，也在於這時期的成果水平不高，他們不怎麼翻譯介紹，對華人譯介的著作就不會關注指點。

綜合以上各種因素，而致現在漢譯英的尷尬處境。要改變這種處境，非一兩句話就能完成，它需要學界自己的努力推介，和翻譯界共同努力，同時努力與國外譯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