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一下，是“因糧”政策，而不是“囚糧”政策。這兩項政策分別是由盧象升和孫傳庭提出來 的，主要就是為了解決明末時期朝廷最要命的錢糧問題，這兩項政策初始階段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動了絕大部分人的“蛋糕”。兩項政策最終的失敗，與崇禎皇帝的急功近利和搖擺不定有關，但同樣與朝中大臣們的自私自利密不可分。

△崇禎帝朱由檢

崇禎年間，外有後金虎視眈眈，內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再加上氣候原因和各種天災，真可謂是內外交困。此時的朝廷已經極為窘迫，相對於缺錢來說，更要命的是缺糧，抵禦外敵、平定內亂需要糧食，賑濟災民、撫卹百姓同樣需要糧食，但朝廷卻根本拿不出來。

△頭疼的朱由檢

當時的情況是，朝廷府庫極為窘迫，民間百姓餓殍遍野，但那些腦滿腸肥的官紳們卻多有餘糧，他們利用各種稅收漏洞逃避納糧，在天下大亂之際更是哄抬糧價，寧可糧食爛在自家糧庫中，也絕不願意拿出來為國分憂。崇禎六年（1633年），對此深有體會的盧象升便想出了一個辦法，這便是“因糧”政策。

所謂的因糧政策，其實就是對富人進行加徵，具體執行辦法是：凡是繳納賦稅在五兩以下的農戶，並不加徵賦稅，而對納稅五兩以上的富戶，則按照財產的多寡，進行不同程度加徵糧稅。盧象升擔任宣大總督時，便狠推“因糧”政策，一度解決了軍隊用糧問題，這令崇禎極為興奮，當即開始全面推廣。

原本“因糧”政策雖然對官紳們的利益有所觸動，但畢竟官員們仍然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進行逃避，因此阻力並不大。但在崇禎十年（1637年），這種情況卻發生了惡化，急功近利的崇禎為了儘快平定內部叛亂，崇禎下令加徵二百八十萬兩“剿餉”，這令那些官紳們頓感肉疼。

於是乎，在楊嗣昌等大臣的鼓譟之下，崇禎大手一揮，“因糧”變成了“均輸”，也就是不分貧富，全部一起加徵。如此一來，本就處於生死邊緣的百姓們更沒了活路，走投無路的他們只能選擇跟著造反，這使得農民起義勢力頓時大漲。

朱元璋創立衛所制，採取軍屯的方式，解決了朝廷軍隊的糧餉支出問題，一度實現了朱元璋所說的“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然而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衛所軍官們大量吞併軍屯，使得依靠軍屯為生計程車兵們失去了生活來源，衛所制開始逐漸走向崩潰。

△李自成

崇禎九年（1636年），孫傳庭出任陝西巡撫，在缺糧少兵的窘境下，孫傳庭便想出了“清屯充餉”的措施。也就是將軍隊屯田全部收回來，將屯田所得全部充作糧餉。

△孫傳庭

孫傳庭高舉“祖制”大旗，號稱“地不容失一畝，糧不容失一粒”，在收集了陝西所有土地卷宗之後，開始按照卷冊瘋狂的收取軍屯土地。然而清理軍屯無異於捅馬蜂窩，侵佔軍屯的本就是各級官員將領，而他們又往往牽扯著更高的官員。結果，孫傳庭不講任何情面，在幾乎得罪了滿朝文武的情況下，用了三年時間，幾乎收回了所有的軍屯土地，並清理出四十五萬兩白銀。

之後，孫傳庭靠著清剿來的錢糧，重新招募士兵，又組建出了一支勇猛無比的秦兵。孫傳庭憑藉著這些重新恢復鬥志的秦兵，先擒高迎祥，後敗李自成，一度將席捲天下的闖軍逼入了絕境。然而很快，孫傳庭用鐵血手腕換來的弊端就來了，在因平亂戰略得罪了崇禎帝之後，被他得罪的滿朝文武頓時落井下石，孫傳庭因而被關入大牢，“清屯充餉”政策也就這麼無疾而終了。

更可悲的是，盧象升和孫傳庭兩位能臣干將，就因為這兩條政策而得罪了眾多官紳，最終落得個兵敗被殺、戰死沙場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