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文德成為漢代經學闡釋的重要問題，加之學術分化，文人群體的出現，儒士與文人之間的矛盾對立，有關文人道德、文章的言論，成為漢末思想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論衡》中，王充闡發了孔子有關“德”、“言”的論述，首標“文德”。《論衡·書解篇》：“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
王充此論，言“德”內“文”外，不可分離，基本上是對孔子思想的闡發，無甚新意。《佚文》篇有“五文”之說，論及文德，卻頗有新意。《佚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
王充一生都想見知於朝廷，他對東漢章帝執政的時代頗為讚頌。在他看來，漢承周之禮樂法度，“五文在世”，故而文人理應遵行。雖然“五文”中，王充評價最高的是“造論著說”而非“文德之操”，但首標文德理想，明確了道德內容決定文章形式，且以此為標準努力踐行，所以直到近人章太炎，仍然認定王充是第一個提出文德思想的人。
縱觀其思想，有關文德的論述，與文質、實誠的論述，在價值取向上一致，均洋溢著濃郁的德性優先、德充文昌色彩，代表了有漢一代經學主流話語，也成為爾後文學批評意義上“文德”論的範本。
縱觀整個六朝，對於“文人無行”的批評不絕於耳，譬如北齊楊遵彥《文德論》“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的斷語，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以“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批評三十六位文人的品德，在文學思想史上影響都是很大的。而對此一問題憤憤不平，一心想為文人正名的，則是齊梁時期的劉勰。《文心雕龍》全書，論及德行與文章問題的地方頗多，文德業已成為全書批評倫理的重要規範。譬如《宗經》“文以行立，行以文傳”、《祝盟》“立誠在肅，修辭必甘”、《諧隱》“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諸子》“立德何隱？含道必授”、《序志》“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等等。而專論文人德行的《程器》篇，更是言辭急切，針對的就是曹丕“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的斷語以及韋誕對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苛評。
為了糾正時人對上述言論的隨聲附和，劉勰遍舉十六位文人在品行上的瑕疵，諸如“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仲宣輕銳以躁競”、“丁儀貪婪以乞貨”等，與此對照，又列舉七位古代將相品德上的瑕疵，如“管仲孝竊”、“吳起之貪淫”，以此說明人人皆有缺點，即便是歷史上那些偉大人物也不例外。接著，他又列舉六位具有美德的文人，諸如“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等，以此說明並非所有文人都不注意小節。最後，他指出理想的文人應該是“梓材之士”，具備“蓄素以弸中，散採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的品行。在劉勰看來，只有文質彬彬、文武兼備的文人，才能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成為大才，“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如此這般，方能“瞻彼前修，有懿文德”。
總體來看，在《程器》篇中，劉勰由於過多地舉證反駁，有關“文”與“德”關係的論證反而被疏忽，因而對於批評倫理意義上的“文德”論而言，理論貢獻並不明顯。
伴隨著經學正統地位的確立，文德成為漢代經學闡釋的重要問題，加之學術分化，文人群體的出現，儒士與文人之間的矛盾對立，有關文人道德、文章的言論，成為漢末思想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論衡》中，王充闡發了孔子有關“德”、“言”的論述，首標“文德”。《論衡·書解篇》：“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
王充此論，言“德”內“文”外，不可分離，基本上是對孔子思想的闡發，無甚新意。《佚文》篇有“五文”之說，論及文德，卻頗有新意。《佚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
王充一生都想見知於朝廷，他對東漢章帝執政的時代頗為讚頌。在他看來，漢承周之禮樂法度，“五文在世”，故而文人理應遵行。雖然“五文”中，王充評價最高的是“造論著說”而非“文德之操”，但首標文德理想，明確了道德內容決定文章形式，且以此為標準努力踐行，所以直到近人章太炎，仍然認定王充是第一個提出文德思想的人。
縱觀其思想，有關文德的論述，與文質、實誠的論述，在價值取向上一致，均洋溢著濃郁的德性優先、德充文昌色彩，代表了有漢一代經學主流話語，也成為爾後文學批評意義上“文德”論的範本。
縱觀整個六朝，對於“文人無行”的批評不絕於耳，譬如北齊楊遵彥《文德論》“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的斷語，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以“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批評三十六位文人的品德，在文學思想史上影響都是很大的。而對此一問題憤憤不平，一心想為文人正名的，則是齊梁時期的劉勰。《文心雕龍》全書，論及德行與文章問題的地方頗多，文德業已成為全書批評倫理的重要規範。譬如《宗經》“文以行立，行以文傳”、《祝盟》“立誠在肅，修辭必甘”、《諧隱》“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諸子》“立德何隱？含道必授”、《序志》“君子處世，樹德建言”等等。而專論文人德行的《程器》篇，更是言辭急切，針對的就是曹丕“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的斷語以及韋誕對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苛評。
為了糾正時人對上述言論的隨聲附和，劉勰遍舉十六位文人在品行上的瑕疵，諸如“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仲宣輕銳以躁競”、“丁儀貪婪以乞貨”等，與此對照，又列舉七位古代將相品德上的瑕疵，如“管仲孝竊”、“吳起之貪淫”，以此說明人人皆有缺點，即便是歷史上那些偉大人物也不例外。接著，他又列舉六位具有美德的文人，諸如“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等，以此說明並非所有文人都不注意小節。最後，他指出理想的文人應該是“梓材之士”，具備“蓄素以弸中，散採以彪外，楩柟其質，豫章其幹”的品行。在劉勰看來，只有文質彬彬、文武兼備的文人，才能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成為大才，“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如此這般，方能“瞻彼前修，有懿文德”。
總體來看，在《程器》篇中，劉勰由於過多地舉證反駁，有關“文”與“德”關係的論證反而被疏忽，因而對於批評倫理意義上的“文德”論而言，理論貢獻並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