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貿易戰從7月1日開始，到現在也才1個多月的時間，雖然時間尚短，但雙方之間你來我往，各種招式層出不窮，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前不久，據日媒訊息披露，日方已經正式取消對韓出口的多項優惠政策，並已透過內閣會議。從此，日方優惠政策待遇的“出口白名單”上已經失去了南韓的位置。在半導體材料產業鏈上南韓本來就是弱勢國家，一旦失去日本這一最大進口國，南韓的電子產業恐怕會遭受重大打擊，南韓的經濟也會受到波及。

另一方面，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但是南韓政府到目前依然沒能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從多方面報道可以看到：南韓現在能夠做的大部分來自民間活動；激烈的抗議遊行、打砸日本品牌汽車、抵制日貨等等。另一方面就是向世貿組織控訴。我們都清楚，這種方式也純粹是無奈之舉，能否成功尚不清楚，即使世貿組織介入，要想等各種步驟走完下來，需要的時間也不是南韓願意承受的。從雙方媒體偶爾披露的訊息分析，韓方不是沒有向日方表示過停戰意願。對南韓來說不幸的是，日本方面視乎並未理會，安倍甚至拒絕會見文在寅。

所以說，現在的南韓，真有點走投無路的感覺。

安培這次手段確實夠狠。站在中立者的絕對來講，安倍的資本，完全來自於雙方之間的貿易地位差別。日韓之間關係並不和諧，矛盾和爭執時常發生，另外南韓的外交政策也極為失敗。隨著不斷升溫的日韓矛盾，幾年前的舊賬都被媒體翻了出來：當時安倍晉三對中韓外交非常直白的說明用當時的原話來說就是：“雖然我也不喜歡中國的行事作風，但中國是可以外交的國家，而南韓則是不懂外交的愚蠢的國家”。

這真是意境頗深的一句話。現在看來，安倍曾經說過這句話的態度，也正是這次日本發動對韓貿易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對南韓的“對日貿易”手段已經無法在忍受。

我們都知道，安倍政府不喜歡中韓，有一句話說得好“中韓友誼靠日本、中日友誼靠南韓、韓日友誼靠中國”，三者就如同魏蜀吳，完美的構成三國鼎立的格局。中韓兩國作為遭受過日本侵略的國家，天然的存在反日情緒，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再加上安倍執政後，右傾現象嚴重，曾參拜靖國神社，這使得中日韓三國之間關係更加緊張。

不過，雖說日本都不待見中韓兩國，但對中韓安培卻又存在截然不同的外交態度。如此迥異的區別，裡面所包含更深次的東西就耐人尋味了。

身為一國元首，安培為何會做出“中國是可以外交的國家，而南韓則是不懂外交的愚蠢國家”？這樣旗幟鮮明的言論。從這裡我們可以非常直白的看出：在對待中韓問題上，日本有極為不同的外交風格。

我們國家的外交，是以“務實”為基礎。雖然在言論上，談歷史、講情感是華人一貫作風。但落到實處，在現實環境中，決定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邏輯，並非曾經過去歷史上的恩怨糾葛，而是以實現國家利益出發；而在採取的外交手段方面，中國一貫堅持的是實實在在的國力條件和國內外形式，絕不是以一己好惡為出發點。如果外交政策利於本國發展，同時也符合國內外形勢大勢所趨，那中國就會非常積極的採取利於本國發展的外交方案或措施；反之，如果國力不足以支撐本國的方針步驟；或者國內外形勢比較惡劣，那中國也會明智的選擇放棄，即使是成果非常誘人，中國也會選擇迴避甚至隱忍，這就是務實。當然，這也和中國目前堅持的發展基調密不可分。

也許在部分人看來，中國的這種外交政策丟失了原則性。實際上這種解讀是片面的，甚至說是對中國外交的詆譭。中國外交有原則且態度明確，凡是涉及到中國原則性問題，中國政府絕對不會退步。只是說中國的外交原則設定，並不寬泛，所涉及到的都是很基本、很底線的條件，只要不傷害華人民的底線，其他的外部條件，都可以進行商榷，畢竟中國的外交，放眼全世界也是靈活多變的。

這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釣魚島問題。2012年，日本政府單方面篡改釣魚島現狀，觸及中國最重視的領土問題，徹底傷害了華人民的感情，中國政府以及華人民不得不進行強勢反擊——中國隨即加強了對釣魚島的例行巡航，將日本對釣魚島的痴心妄想扼殺在啟蒙階段。待釣魚島事件平息之後，兩國之間形成了新的平衡，中國的反擊也到此結束，並沒有因此而誘發出其他爭端，中國政府也依然尊重之前的釣魚島條例手。所以，即使是在後來美國政府發起的全球貿易戰，中日利益都受到嚴重威脅，此時的情況需要兩國政府摒棄前嫌，互幫互助才能走出困境，中國也能夠與時俱進，即使改變外交策略，打破中日僵局，與安倍一起共同促成兩國關係回暖。

這就是中國外交特色：在堅持原則性問題的條件下，依然展現出靈活多變的特點。這種條件，也是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必須具備的一項基本素質。

在安培看來，由於歷史原因，它對中國存在偏見。但從中日兩國交往來看，中國外交有著鮮明的特點——那就是講規矩、有套路。在相當程度的範圍內，中國政府能夠根據大勢所趨，及時改變外交策略。這樣的國家，才會使日本有信心保持正常往來，即使是雙方間出現矛盾爭執，也能夠依靠兩國外交政策和平的解決問題。

而南韓的情況卻是截然不同則。南韓在對日、乃至其他國家的外交環境中，原則性問題門檻相當之高，幾乎已經達到錙銖必較的程度，用中國話來講就是非常的小家子氣。在對待自我利益上，南韓不會進行哪怕是一丁點的讓步，只要是侵犯了自我的利益，南韓都會進行強烈的抵制和反抗。

雖然南韓的外交看起來非常有骨氣。但問題是，過度堅持原則性，那就不可避免的丟失了靈活性，談判非常容易進入僵化。這就是所謂的骨氣有餘，靈氣不足。

這種情況非常致命。叢林法則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生存之道，雖然道義準則依然是多國明面上遵從的標準，但最為關鍵的要素還是如何解決問題本身，這就是依仗自我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而從外交角度出發，作為某個主權國家，在和他國打交道時，必須站位於本身的綜合勢力和基礎條件。當這二者都利於本方時，自然而然的可以去博取利益最大化；但如果二者條件並不滿足，你依然我行我素，想強行爭取不符合自身標準的利益，這就超越了自我能力標準，不僅得不到自己的利益，還極有可能引起對方的不滿和反制，讓自己遭受更深層次的利益損失。

比如誘發這次日韓貿易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勞工紛爭。對於二戰勞工以及“慰安婦”事件，韓日之間一直是死死糾纏，南韓一直要求日本做出道歉和賠償。

站在歷史的角度，我們必須得承認，南韓方面佔據了絕對的道義基礎——歷史上日本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可抹去。但關鍵點在於，南韓提出的這些要求，超越了日本願意承受的界限；更重要的是，以當前南韓的綜合實力和現階段的國內外局勢，南韓並不具備強迫日本承擔後果的關鍵籌碼。於是乎南韓堅持的道義準則，不僅沒法幫助自己實現既定目標，反而使兩國矛盾激化，最終使得日本對韓採取反制措施。在綜合實力以及在產業鏈上的上下游關係，日韓雙方地位懸殊。雙方間懸殊的地位差距決定了日本有足夠的實力壓制南韓經濟——而南韓卻無計可施，最終坐以待斃。這種狀況下，面對南韓糾纏不休的局面，終於突破了安倍政府的忍耐限度，不得不對南韓採取強力措施，透過經濟制裁的方式逼迫南韓認清現狀。所以說，面對日本突然採取的反制裁手段，南韓一下子就懵了，就像是遭遇了當頭棒喝。

如今的結果，根本是可以避免發生的。畢竟雙方貿易戰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一種雙輸的結局收場——其中的弱勢方南韓必然遭受更慘痛的代價。另一方面，雖然日本家大業大，實力強盛，但同樣會遭受不可估量的損失——畢竟日韓產業鏈存在生死共存的關係。在其他方面，南韓也不是說毫無反應，至少在民間爆發了抵制日貨等的反之措施，這些手段同樣也會對日本構成一定的傷害，日韓大幅倒退的雙邊關係，促使著南韓企業不斷向中國靠攏，這絕對不是日本方面願意看到的現象，畢竟這會對日本的利益構成嚴重衝擊。所以，要是南韓沒有做這種死纏不休的要求，日本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會下死手。所以說一切的一切，還是要歸納於南韓方面失敗的外交策略，南韓這種不顧實際，呆板僵硬的對日態度，違反了當前社會合作雙贏的外交準則。所以在安倍政府看來：韓方的訴求不可理喻且無法接受，這樣的問題已經不能再透過原有的外交手段來和平解決，日方最終的選擇是長痛不如短痛，直接讓南韓認清誰才是大哥。

所以說，外交就是一門藝術。在外交準則中，堅守原則是其中一條，同時靈活多變也是另外一條，兩者需要同時兼顧才是優秀的外交。其中的堅持原則和靈活多變分別對應兩點：堅持原則是為了保障自身利益不受損失，，靈活多變則是為了維護外交的持續性，保證雙方交流順暢，避免在部分尖銳問題上針鋒相對。這樣才能確保原本外交中的既定目標得以順利實現。

所以對比於中韓外交，中國外交既能保持原則性，同時又能在不破壞中國原則問題的基礎上兼顧靈活性。所以即便安培對於中國存在偏見，但也不妨礙他對中國外交的認可，中國是可以進行合作的；反觀南韓，在對於原則問題上，則是過於苛刻，這樣必然導致缺失足夠的靈活性，在和他國談判過程中非常容易使談判陷入僵局。所以在對待慰安婦問題上，到目前階段南韓不但沒能取得預想的目標，反而把自己陷於危機之中，事實證明，南韓外交極其失敗。

那麼，南韓外交為何會如此呆板？這其實離不開南韓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作者之前的《地緣政治11：南韓人為什麼這麼自大？》一文中，我們曾經介紹過南韓人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成因問題：南韓地處東亞地緣政治風暴中心，四大強國中美日俄影響力匯聚於此，除此四大強國之外，北面還有一個政治夙敵北韓，這種複雜多變，極端惡劣的地緣環境，使得風暴中心的南韓生存條件非常艱難。為了謀求多方勢力的夾擊環境中生存發展，就必須得藉助於國家民族主義。其中的優勢就是借國家民族主義強化民族團結意識，避免遭受周邊虎視眈眈勢力的滲透，破壞內部穩定；二是藉助高昂的愛國主義情緒，激勵民眾發憤圖強，為國家強盛奮鬥。

以上兩點要素的確起到了巨大的效應。在如此複雜以及惡劣的地緣環境之下，作為資源匱乏的地緣小國，南韓能夠夾縫中求生存，依靠獨特的民族主義，成長為東亞地區舉足輕重的發達國家，這裡面國家民族主義情結起到的作用無可厚非。

過度自負的民主主義情節必定存在兩面性，一味的煽動國家民族主義，促使南韓人民族情結極度極端，同時十分敏感自負，也可以說是相當脆弱，對國家臉面和利益都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即使和自己並不相關，對於問題也會十分敏感，總會影射自身。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南韓人極為脆弱。在世界上很多人看來南韓人極度缺乏自信。

所以，南韓政府的任何外交手段都必須亦步亦趨，缺乏明顯的自信心，很多時候必須得顧及華人敏感的神經。否則，一旦行差踏錯，很容易被披上賣國的罪名，進而引起公憤。

在如此束手束腳的外交環境下，沒有那個政治家敢大刀闊斧就行改革。再加上南韓又是西式民主政體，政客的選舉由民眾投票產生。所以在如此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環境之下，沒有哪個政客願意背上 “賣國”的罵名，畢竟那也意味著政治生涯的結束。

在對日問題上這種現象極為顯著——要知道歷史上北韓半島曾被日本殖民侵略過，在南韓民眾內心存在極深的心理創傷；所以，在這種特殊的雙邊關係下，一旦有人煽動民眾極端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就能誘發連鎖反應。南韓為了促進國家民族主義，也必須要設立敵視物件，其中北韓是一個，更符合以上條件的則是日本。所以南韓內部反日情緒極為高漲，本就束手束腳的南韓外交，當和日本打交道時，主觀意識極為嚴重，存在非常明顯的先入為主的思想；而非客觀實際的分析內外形勢和兩國關係。所以，日本能夠忍受南韓一次兩次的自私外交，但絕不能忍受成為常態，日本和南韓之間不來就不是同盟關係，所以自然忍受的南韓得寸進尺，最終，安培藉助貿易戰，終止對韓半導體出口，是南韓明白了誰才該聽話。

也許半導體只是個開始，在其他很多領域：比如汽車零部件、機械加工領域，日本同樣捏著雄厚的底牌。甚至金融方面，也可以想象日本的手段必定也是舉重若輕。所以，既然美國方面這次並未過多幹預，安培必然會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促使南韓俯首稱臣。如此看來，這次的日韓貿易戰可能並不會輕易結束。南韓這次，估計是要吃大苦頭了！

那麼，面對這種困局，南韓該咋辦？其實選擇無非兩個：硬扛到底，死活不服輸——代價則是經濟或被日本打爆；或者投子認負，代價則是不僅不能再拿勞工、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糾纏日本，國民的國家民族情感也會受到嚴重破壞。

這兩條都不是什麼好選擇。第一條就不用說了。第二條，前文我們已經說過，國家民族主義情結對南韓這個國家的發展其實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如果這股氣散了，南韓不僅發展失去了精神驅動力；甚至國家凝聚力都有渙散的風險，長遠看傷害未必比被日本打殘小。

不過，其實南韓還有第三條路——尋求大國幫助。如果有大國積極介入，日本並非沒有鬆口可能。

這道理南韓也懂，所以事情一出，就想到了美國。

但是，美國態度曖昧，一直對此事漫不經心，這麼久了，也並未真正發力。

這就讓南韓抓狂了。

其實，拋開美國，中國，其實也是能幫到南韓的。儘管中日關係與日美關係有著本質差異，可中國仍有能力在多方面對日本構成掣肘。而在對日態度方面，中韓多年來都是步調一致的。

可是，真要請中國出手，南韓還得面臨著三個難題。不邁過這幾道坎，即便南韓開了這個口，中國也未必會接這個腔。

貿易戰起因 南韓近期要求三菱重工賠償在二戰時期強制徵用的南韓勞工每人6到12萬美元，共10人。南韓從去年開始凍結日企在南韓的資產，此次出口審查是日本所採取的“報復”行動。日本在1961到1965年間曾無償資助南韓三億美元外加兩億美元的長期貸款，這筆錢裡也包括了對勞工的賠償。南韓當時的總統朴正熙急於發展經濟在日韓基本條約裡面放棄了對三菱重工的索賠權。

日韓基本條約副本

再加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面臨參院改選的關鍵時刻，安倍目前的支援率45%高於反對率35%，所以安倍沒有理由現在低頭。日本計劃在8月份，將南韓從日本27個“安全保障友好國家名單”裡剔除，意味著幾乎所有的涉及安全和軍事用途的產品，都將被嚴格審查，限制出口給南韓。這就不是單單的三項半導體化學原料問題了。 南韓抵制日貨情緒高漲 因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認為南韓重提舊賬是違反當年的協定，但南韓則表示當年的協議並未涉及個人精神求償問題，把日本的報復措施告上世界貿易組織（WTO），民間發起抵制日貨與東京奧運會的運動。這次日本拒絕賠償之後，南韓首爾的日本使館門口一位78歲的男子自焚抗議。貿易戰雖然剛剛開始，但是爆發的是雙方長久以來的爭端。

大家好，我是小葉。日本是二戰亞洲的發起國，可以說是在被侵略的國家裡犯下了累累罪行，而日韓此次貿易戰起源就是日本二戰的歷史殘留問題，但是南韓這次遭受日本製裁也可以說是其咎由自取。

在1965年，日本和南韓簽訂了《日韓請求權協定》，此協定規定日本向南韓提供無償3億美元和有償2億美元，最後日本還另外又給了3億美元，共計8億美元用於解決日韓兩國間有關日本二戰的所有索賠權問題，換句話說，此協議以後日本和南韓間再無任何關於二戰的賠償問題。那時南韓全國的GDP才31.2億美元，這筆賠償可以算是一筆鉅款了，但是這筆錢並沒有被用於二戰時南韓的受害者，而是被南韓政府用於發展經濟了。

1965年日韓簽訂了《日韓請求權協定》

而南韓的那些受害者並不瞭解其中的實情，就開始向南韓高院起訴和“鬧事”，當時是2015年，南韓法院對《日韓請求權協定》的態度是“不具備起訴條件”，而裁定對相關訴訟不予受理。也在同一年，日本政府也對這一事件做出了一些讓步，又對南韓進行了道歉和賠償，並簽訂了《韓日慰安婦協議》，這次雙方都表態，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了問題，並且設定了“和解與治癒基金會”。

但是到2017年文在寅上臺後，卻出爾反爾的撕毀了相關的協議，並解散了“和解與治癒基金會”，這次南韓不僅想要與日本重新談判慰安婦問題，還要涉及勞工問題，按理說早在1965年韓日兩國恢復邦交時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就已經打包解決了所有這些問題，日本後面在慰安婦問題上做出讓步，但是勞工問題再怎麼說都應該是已經解決了。而更加令日本氣憤的是，2018年，南韓最高法院認定《日韓請求權協定》並不妨礙個人索賠請求權，日本當時肯定很懵逼：“按你這麼說我那8億美元都是給你南韓政府的？”，而南韓政府並未理會這麼多，先後判處新日鐵住金公司賠償每位原告一億韓元和日本三菱重工賠償南韓勞工，這兩家公司都並未執行南韓法院所做出的賠償判決，隨後韓方原告於就向南韓一家法院申請扣押這些企業在韓部分資產，並且獲得了認可，隨後2019年1月3日，扣押新日鐵住金在韓資產；2019年3月7日，扣押三菱重工在南韓資產。這徹底惹怒了日本政府，隨後發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日本停了『氟聚醯亞氨』、『光刻膠』、『氟化氫』三種原料的對韓出口，並且拒絕了南韓政府和企業的和談要求，還表示會繼續擴大對南韓的出口限制。

韓日貿易爭端爆發，南韓民眾開始抵制日貨

自從二戰日本戰敗後，日本就變成為一個十分隱忍的國家，日本政府的決策很慢，但是執行起來卻很堅決，這次南韓算是真的踢到了鐵板上。

日韓貿易戰的原因是南韓大法院的判決。判決日本企業賠償南韓個人起訴的二戰強徵勞工。

但是日韓曾在1965年簽訂協議，兩國之間不再有個人、國家之間的法律糾紛。日本人為這違反了協議，違反國際法。

國家法的效力如何，要看國家實力如何。印度佔領葡萄牙殖民地果阿，因為葡萄牙已經沒有能力反制印度。中國香港島是割讓給英國的，只有九龍半島是租借的。但是中國收回香港，英國也無可奈何。香港島不是馬爾維納斯群島。

如果美國廢除美日協議，日本是不敢說什麼的。但是南韓目前沒有這個實力。雖然南韓躋身發達國家，但是工業對日本依賴程度很高，自給能力不強。面對日本的經濟壓力，只能靠政治方式，顯示了無奈。

國際貿易，一要依據規則，國際法，二要根據實力。美國可以退群，換了別的國家就不可以，實力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