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評價這句話，首先我們得明白它是什麼意思，以及梁啟超說這句話的語境。
這句話產生於中國近代，是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所提出的，原文曾這樣開頭：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為何梁啟超對小說評價這麼高呢？從他的這篇文章來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共情
二、開拓眼界
人之一世，環境之所限，只此一生，眼界必然狹小。而小說，能讓人探尋他人之人生，歷經無數我們沒有歷經的悲歡離合，即"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梁啟超認為："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
三、知音共鳴
小說的作用不止在於以上，還能讓人產生知音相惜之感，尋求心靈上的互動："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慼慼焉"。"這就是一種遇知音的欣喜。
四、"浸、燻、刺、提"
梁啟超還把小說對於人的作用總結為這四個字，全面說明了小說對於人的影響。"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但是讀完全文我們可以發現，梁啟超認為小說是文學之最，其實是有他的偏好在裡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小說的長度、故事性和承載量使得它更容易承載教化國民的作用。"小說之為體，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這是梁啟超大力提倡小說的原因，他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革命，是為了在近代革新國民思想。
但梁啟超並不是對小說沒有批判，恰恰相反，明清小說已經發展到高峰，華人已經普遍喜歡讀小說，但小說的內容在他看來卻大有問題。他認為以往的花妖狐怪、江湖豪莽甚至淫邪惡俗小說對華人的荼毒太深了，梁啟超沉痛道："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因此，梁啟超極力提倡文人利用小說的獨特魅力，革新小說，寫新小說，用小說來開啟國民思想，而非令華人沉溺於才子佳人等旖旎空想，在這中國內憂外患的時節，開啟新文學的步伐，從而實現國家獨立與富強。
小說為文學，而文學有文學本身的評價標準，道德教化並非文學的唯一評價準則。按他的說法，《水滸》《紅樓》《聊齋》等都毀害人心，皆不可取，這我們自然是不認同的，因為我們早已不再處於那個時代，而這些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自然更能令我們發掘和欣賞。
要評價這句話，首先我們得明白它是什麼意思，以及梁啟超說這句話的語境。
這句話產生於中國近代，是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所提出的，原文曾這樣開頭：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為何梁啟超對小說評價這麼高呢？從他的這篇文章來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共情
二、開拓眼界
人之一世，環境之所限，只此一生，眼界必然狹小。而小說，能讓人探尋他人之人生，歷經無數我們沒有歷經的悲歡離合，即"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梁啟超認為："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
三、知音共鳴
小說的作用不止在於以上，還能讓人產生知音相惜之感，尋求心靈上的互動："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慼慼焉"。"這就是一種遇知音的欣喜。
四、"浸、燻、刺、提"
梁啟超還把小說對於人的作用總結為這四個字，全面說明了小說對於人的影響。"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但是讀完全文我們可以發現，梁啟超認為小說是文學之最，其實是有他的偏好在裡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小說的長度、故事性和承載量使得它更容易承載教化國民的作用。"小說之為體，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這是梁啟超大力提倡小說的原因，他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革命，是為了在近代革新國民思想。
但梁啟超並不是對小說沒有批判，恰恰相反，明清小說已經發展到高峰，華人已經普遍喜歡讀小說，但小說的內容在他看來卻大有問題。他認為以往的花妖狐怪、江湖豪莽甚至淫邪惡俗小說對華人的荼毒太深了，梁啟超沉痛道："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因此，梁啟超極力提倡文人利用小說的獨特魅力，革新小說，寫新小說，用小說來開啟國民思想，而非令華人沉溺於才子佳人等旖旎空想，在這中國內憂外患的時節，開啟新文學的步伐，從而實現國家獨立與富強。
小說為文學，而文學有文學本身的評價標準，道德教化並非文學的唯一評價準則。按他的說法，《水滸》《紅樓》《聊齋》等都毀害人心，皆不可取，這我們自然是不認同的，因為我們早已不再處於那個時代，而這些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自然更能令我們發掘和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