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操大辦是已故死人晚輩家屬的一項面子工程。不管老人生前孝不孝順，死後過大事一顯孝敬，二顯自己捨得大方，三顯有錢有勢。

致於將死人火化後，又將骨灰盒放在木棺材裡一同埋葬，有可能是木棺以前為老人準備好的，可人去世後又逢火化新規，且只有火化才能拿到喪葬補貼的緣故。

這裡存在一個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村有一老太太八十三歲在外地去逝，兒子是高幹在部隊火化。當時孫子抱著骨灰回村裡安葬。家裡在老太太六十幾歲大兒子就將棺材準備好了，這回到村子安葬，只好將骨灰盒放入棺材入土安葬。這在農村最正常不過了。沒什麼奇怪的原因。

人死後火化了再把骨灰裝入棺材大操大辦，這肯定是個別地方的個別現象，並無普遍性。這是多此一舉，火化乃國家提倡且在城市普遍實行，然而，火化後又將骨灰裝棺大操大辦者實屬罕見。這樣既佔用土地浪費錢財又花費時間，還要麻煩親朋，實在幣多利少。執意而為者，可能別有用心，不是為領火化補助便是為收情錢，總之，有不可告人的密秘。這種葬法要堅決遏止。

火化是被強迫的，華人的傳統喪葬文化就是棺木下葬，這是中華5000年文明的重要組成，作為一個大部分信仰祖宗的民族，這點最基本的權利應該得到尊重。

華人(主要是漢民族)多年以來形成了土葬和厚葬(大操大辦)的習俗，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殯葬文化)。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化，殯葬改革和移風易俗當然是必要的，但有兩個前提不可忽略：一是提倡殯葬改革的人或機構(包括政府)，應該給人們提供一套大家能夠接受的新的做法；二是移風易俗應該是人們自願的行為，不可強迫執行。比如日本和臺灣，從前也是土葬，現在的法律規定可以土葬也可以火葬，而日本人卻都願意選擇火葬，日本的火化率竟高達99.99%(剩下的0.01是居住在偏僻的海島上的居民因交通不便而不得已才選擇的土葬)，臺灣也因火葬比土葬便宜得多，大多數人都選擇火葬。中國政府將火葬定為國策是沒錯的，但並沒有將火化後可以集中安葬的公益性公墓準備好，對民間的盈利性的公墓(也叫經營性公墓)的審批也極其嚴格，客觀上已經形成了壟斷(至少是半壟斷)這才導致了城市的陵園公墓價格太貴人們直呼“死不起”，迫使很多人火化後又將骨灰帶回鄉村散葬亂埋，其中一些人又將不佔土地的骨灰盒裝入佔土地的棺材，“隆重”地埋葬了。政府推行火葬本來是為了節約土地，但因只專注於提高火化率不管火化後怎麼辦，結果使火化的“移風易俗”也失去了意義。至於“大操大辦”，屬於厚葬傳統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一種民族文化傳統。執政黨對黨員做出一些約束，黨員們就應該無條件執行，而非黨員的選擇只要不擾民就是自由的了！而且，“厚葬”和“薄養”並非標配，“厚養”和“厚葬”並行不悖只要不擾民而收入本身是正當途徑也就無可非議。我個人更贊成孔子的孝道觀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裡的重點不是以物質水平來衡量的“厚養還是薄養，厚葬還是薄葬”的二元論選擇，而是強調的是“禮”，也就是首先要的是尊重，其次是真正能夠體現尊重和愛的儀式，這和以物質為標準的薄厚並無直接關心。因為這些年我們摒棄了本來有著優良傳統的禮儀，現在又浮躁於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也就片面地探討是“厚養薄葬”還是“薄養厚葬”這一幼稚的偽命題了。選擇文明且符合時代精神的葬式首先應該從制定殯葬法律開始，同時也需要行業做出不懈的努力，作為一名殯葬工作者，深感責任重大，任重道遠。

這就是給個地方的的風俗不一樣了，現在國家都提倡一切從簡了，不再倡導大操大辦了，但是這麼多年延續下來的風俗一時也不會改的那麼徹底，估計再過多少年以後慢慢的也就都跟著政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