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後儘管國家動盪不安，但大師們卻層出不窮，現如今國泰民安，大師們反而並不多見。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當時的環境使然。

《左傳》曾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是指做事，“立言”是指做學問，整句話的意思是說，做人最為重要，然後才是做事做學問。儒家的傳統文化要求學子們“要三十而立”，立什麼？無外乎是立德、立言、立行。也就是做人、做學問、做事。“三十而立”一直是傳統文化下中國讀書人孜孜以求的目標。

民國以後，科舉制度被廢除，國內的那些原本可以透過科舉走上仕途的文化精英們不得不改變以往的路徑，有的繼續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如孫中山、黃興等革命志士；多數人轉而開始潛心做學問，畢竟鬧革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孫中山

清末以後，美國用庚子賠款一部分創立了清華大學，培養中國的知識分子。用另一部分資助中國留學生赴美國留學。同時清政府為了培養造就人才官派部分留學生赴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先進國家留學，在清末民初掀起了留學熱潮。除了各省有官派留學生外，一些官宦富家子弟常常自費留洋，這些出國留學的學子們，絕大多數屬於同時代的精英，留學不僅開拓了他們的視野，也讓他們能夠學貫中西，使中西文化在身體內發生奇妙的化學反應。為成就大師創造了客觀條件。當然美國用庚子賠款資助留學生乃至建立清華大學有其背後的深層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對華人才培養乃至大師的誕生還是有益的。

胡適

民國時期由於軍閥長期混戰，社會動盪不安，百姓生活困苦，城頭經常變換大王旗。人們生存環境相對艱難，依靠讀書很難博取功名，想要出人頭地，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正因為讀書不易，人們往往加倍珍惜，那些叫得響的大師們大都是格外勤奮，付出了常人所未嘗付出的努力。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更加豐碩。所謂逆境中更容易出人才才。

徐悲鴻

當然與現在相比，人們的價值觀差別也很大，那時候人們更注重“立德立言立行”，尤其注重精神層面的追求。如今人們面對的誘惑更多，成功的標準也很多，相對而言，這些都不利於大師的產生。

正是因為動亂，所以才能出大師。

戰亂時期出大師的情況不只是在民國時期出現，再往前還有春秋戰國時期和西方的古希臘城邦時期。

戰亂時期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政府的控制力下降。政府的第一要務是結束戰亂，恢復和平，但是這需要巨大的努力，而且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夠完成的，這就有了產生大師的土壤。

所謂大師，必須要能常人所不能，想常人所不想或不敢想。

戰亂時期國家的精力都放在戰爭上面，只要不是殺人放火之類的大事，國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去了，人們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戰亂拖的越久，給人們用來進行研究創造的時間越長，成果也就越輝煌。

而且無論戰亂多麼嚴重，總是有許多人能夠在解決溫飽的情況下投入到研究當中，比如西方的第歐根尼，在外人看來一個臭要飯的，可是照樣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因為在大師看來，生活條件的好壞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自由自在的學術氛圍。

大一統時期，生活條件提高了，物質生活豐富了，人們耽於享樂而怯於鑽研。

而且大一統時期，國家沒有外部干擾，便把精力放在國內，這種時候，越是發散的思維越受到打壓，因為總是擔心會對統治地位產生不利因素。

春秋戰國雖亂，卻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希臘城邦時期爭端此起彼伏，卻萌生了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