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諱由漢朝只避當朝現任帝王發展到後來本朝的歷代帝王的名諱都要避諱，對於後世研究歷史文獻資料肯定是有用的。

拿有名的草書顛峰之作，《古詩四帖》來說，很多大咖都認為是唐朝張旭所作！但是裡面一句詩，北闕臨玄水在這部作品中被寫成北闕臨丹水。透過對歷朝歷代研究，只有宋朝一朝避諱＂玄＂字，而且還不能早於宋真宗。因為宋聖祖趙玄郎（字，公明）是宋真宗追封的。

由此可以看出名諱制度是研究考證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抓手和切入點。

當然有用了！

“避諱，是古代東方專制社會特有的制度。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名諱是個大忌，尤其是皇帝的名字，更是誰也碰不得，一不準寫，二不準說，三不準用。如果碰上那個字，就得改音變形，或者用其他方法來回避，這叫避諱。”（華林甫：《插圖本中國地名史話》）

在中國古代，舉凡社會生活中的職官、人物、典籍、地方名稱，都得避諱。尤其是地名的避諱，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比比皆是。如：漢景帝名啟，即位後改啟封為開封，即今河南開封市。西晉愍帝名鄴，“鄴”、“業”同音，於是改建業為建康。

因此避諱在研究中國古代地名變遷方面有獨特的歷史價值。

皇帝是真龍天子，代表了至高無上的權利，其本名必須避諱，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僅皇帝、國王的本名須諱，連嫌名也得避諱。

“所謂嫌名，是指與諱名音同音近的字。諱嫌名之俗，實起於三國。至晉代，避嫌名才漸成風尚。”（王新華：《避諱研究》）

茲舉一例地名因避諱而改變的例項。

南陽白河古名“淯水”。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酈縣：育水出西北，南入漢。育陽，有南筮聚，在東北。”兩漢之交，更始帝“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東漢張衡在南都賦中稱：“湯谷湧其後，淯水蕩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三國志》記載：““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眾降。”由此可知自漢代至三國時期，南陽白河都是叫淯水的。

然而到了隋唐時期，這條河突然改變了用了幾百年的名字。

盛唐的李白沿著南襄故道經過了南陽城，想起了已逝的好友，就留下了一曲催人淚下的《憶崔朗中宗之遊南陽遺吾孔子琴撫之潸然感舊》。“昔在南陽城，唯餐獨山蕨。憶與崔宗之，白水弄素月。”李白另一首讚美南陽的詩是《南都行》，“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廛闤。……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透過詩仙太白的詩句，我們可以得知，白水儼然成了白河的名稱。

為什麼淯水這個名字會變成白水了呢？

這就要說到避諱的現象了。

《歷代避諱字彙典》中有這樣一個詞條：“昱。晉太宗簡文皇帝司馬氏名昱。避嫌名‘淯’：[改稱]〈縣名〉《水經注•淯水注》雲：淯陽縣，‘避晉簡文諱，更名雲陽焉。’”

原來淯水這個名字變成白水，就是因為要避晉太宗簡文帝司馬昱的名諱。

《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記載：‘淯水俗曰白河’，‘東晉諱育，後世因稱近城淯水為白水。’”

“晉代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一直處於異族的包圍之中，國力非常虛弱，文化上表現出清談、玄學等現象，但是對於避諱的規則的探討較為全面。避諱的範圍，避諱的方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擴充套件。”（王新華：《避諱研究》）

綜上可知，“淯水”之名到了東晉有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就和這一個皇帝有關。這個皇帝雖然在歷史上沒有什麼豐功偉績，甚至史書都記載寥寥，但是就如歷史上很多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帝王一樣，這些人對歷史程序的影響卻是在某種程度上連其自身也想象不到的，這就是避諱的作用。

南陽白河上的淯陽橋

當然是異常有用啦。

已經回答的答案裡面，不知道為什麼都忽略了避諱方面的一本經典著作，那自然就是陳垣他老人家寫的《史諱舉例》了。這書當然是無比經典的作品，陳垣先生自己也說過“不講避諱學，不足以讀中國之史”。主要是研讀文獻的時候，遇到避諱的現象太過普遍，缺筆也好，改字也好，對避諱一無所知，勢必遇到很多問題無法解決。當然了，陳垣先生的《史諱舉例》作為現代學術經典作品，在學術界名聲大噪，幾乎無人不讀。但是在陳垣先生之前，也有關於避諱方面非常重要的研究，比如周廣業的《經史避名匯考》，往往被陳垣先生盛名所掩，其實也是不可不讀的重要作品。避諱對於我們考證文獻有什麼用處，這些書一讀便知，也就不必多做重複。

但是我想談談，避諱這個問題，該怎麼去理解，一些古人解釋為避諱的現象，是否真的都是避諱？

比如說，《論語集解》這部書，是曹魏的何晏等人集合漢魏古注編輯而成的。其中引用漢注一家稱“包氏”，根據《後漢書》的記載，我們可以認為這個“包氏”很可能是《後漢書·儒林傳》中的包鹹，但是何晏就稱其為“包氏”，而沒用稱“包鹹”。後來南朝梁代的皇侃做《論語集解義疏》就直接說這個“包氏”就是“包鹹”，至於為什麼何晏管人家叫“包氏”？皇侃說，“何家諱鹹”，也就是說，鹹是何晏家裡的家諱，他爸或者他爺爺之類的親戚叫何鹹，所以稱“包氏”而不寫“包鹹”。

乍一聽這個理由很靠譜啊，但是轉念一想，皇侃是南朝梁代人，他跟何晏差了那麼長時間，這說法就一定準確嗎？查一下何晏的其他作品，發現《文選》裡面收錄的《景福殿賦》裡面有“雖咸池之壯觀，復何足以比仇”一句，那他自己都用了這個字，怎麼換到包鹹這裡就不用了呢？明顯家諱這個說法靠不住。所以古人說是避諱的事情，也得小心，有時候他們也是順口一猜，別太當真。

當然很有用，避諱學對於鑑別史料和整理古籍都有重要的意義。因筆者前段時間在蒐集資料時，發現地方誌物產志裡有薯蕷一項，在其後修的方誌裡又發現山藥一項，所以在統計時就作為兩種物產統計，最後發現結果統計的結果有問題，再回查發現薯蕷其實就是山藥，是因為避諱而改為山藥。薯蕷先因唐代宗名李豫，故因避諱改為薯藥，後又因北宋時宋英宗名趙曙而避諱更名為山藥。“蕷”與“豫”、“薯”與“曙”均屬避諱中的“諱嫌名”，即音相同或者近音的字。

不僅如此，避諱在考證歷史年代、人物、地名、官名、書名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考證年代，如唐高宗李淵父李昺（亦作李昞），故唐人避諱丙，多改丙為景，因此在干支紀年中就常將“丙午”、“丙申”等寫作“景午”、“景申”；考證人物，因避諱而變更姓名的有很多，就不一一舉例；考證地名，因避諱改地名的也很多，如唐肅宗因為嫉恨安祿山，遂將三十多處帶“安”字的郡縣名更名；考證官名，早在《左傳》中，就有“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之說，其後更為盛行，如唐高宗繼位以後，避諱“世”“民”二字，遂將“民部”改為“戶部”，亦有稱“人部”；考證書名，如《隋書·經籍志》因避諱唐高宗之祖父李虎諱而將《白虎通》寫作《白武通》，《春秋》在東晉因避簡文帝母親鄭太后（諱名阿春）而寫作《陽秋》等等。

不過，避諱的方式有很多，而且可能會出現多次避諱，如上述“薯蕷”更名為“山藥”就有兩次避諱，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給史料解讀等帶來很大困擾，瞭解避諱能夠更好地解讀史料，但同時也要注意避免過度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