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談我的看法。
整個貞觀時期，包括貞觀後期，言路一直是非常通常的，唐太宗的宰相們，包括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溫彥博、戴胄、王珪、魏徵、蕭瑀、劉洎、岑文字、馬周、褚遂良等，從來不避諱向李世民提出意見和建議，只不過由於每個人的性格不同，因此進諫的方式也相應有所不同而已，但是，既然是進諫，必然不會是非常輕鬆愉快的，免不了需要犯言直諫，那既然如此，為什麼只有魏徵比較有名呢？
一、魏徵有名的原因
現在網上有不少人說李世民故意保留魏徵，並讓魏徵犯言直諫，以便給自己留下個聽諫納諫的美名。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讀書不細造成的誤讀。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後世之所以大都知道魏徵犯言直諫，並不是李世民的刻意安排，而是魏徵自己私下留下了記載，因為此事，李世民還非常生氣。
根據《舊唐書》魏徵傳記載：
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所謂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實際上就是魏徵進諫的詳細過程，他與李世民如何你一言我一語的反覆討論、辯論、甚至爭論的過程。魏徵自己把這些過程都記錄了下來，並私下交給了史官褚遂良，這件事李世民當時並不知道，後來知道以後非常生氣。這件事也成為了李世民僕碑悔婚的導火索之一。
這件事情，嚴格來講，屬於一種犯罪行為，罪名是“漏洩禁中語”，意思是把皇帝私下和你說的話洩露出去，在唐代，漏洩禁中語一直是一種罪，具體的處罰，從貶官，到流放，再到差點殺頭，都有例項。
但是，李世民生氣歸生氣，卻並沒有下令禁燬魏徵的這些記錄，因此，魏徵的這些記錄也就流傳了下來，一直到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後晉史官在編寫《舊唐書》的時候，仍然可以讀到數十萬字的《魏公故事》，裡面記載的內容是：
可見，後晉史官讀的《魏公故事》，就是魏徵自己寫的那些“前後諫諍言辭往復”的文字。
唐代王方慶的《魏鄭公諫錄》、吳兢的《貞觀政要》等書記載的大量有關魏徵的內容，也應多與魏徵自己的這些記錄有關。
那麼，除了魏徵之外，其他宰相為什麼沒有這麼詳細的進諫記錄呢？
二、其他宰相的進諫記錄不詳細的原因
這就涉及到古代的仁愛忠孝思想了。在古人的觀點中，仁者愛人，而對父母長輩仁愛就是孝，對君主仁愛就是忠。那麼，如何體現臣子的忠呢？為尊者諱，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把自己對君主的批評過程記錄下來，流傳於世，這是為尊者諱嗎？當然不是，這是彰君之過，即宣揚君主的過失，在古人看來，這並不是一種很好的行為。
因此，古代很多大臣，雖然他們也積極進諫，甚至犯言直諫，但是，他們並不把這些事情對外說，除了他們自己和君主之外，其他人並不知道他們進諫的具體內容。三國時期的陳群就是如此。唐太宗貞觀年間也有這樣的大臣，比較有名的就是貞觀後期的宰相馬周，據《舊唐書》馬周傳記載：
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
也就是說，馬周臨終時，把自己寫的奏表的草稿都拿來燒掉了，馬周明確表示，管仲、晏嬰宣揚君主的過失，來求取自己的名聲，這種事他不會去做的。說實話，馬周援引管仲、晏嬰的例子，這很明顯是在指桑罵槐，魏徵事發的時候，馬周擔任中書侍郎，他對於魏徵的所作所為應該非常清楚，馬周臨終這番話，批評的實際上就是魏徵。
綜合以上分析，貞觀年間犯言直諫的，絕不僅僅只有一個魏徵，其他大臣也都在恪盡職守，不斷提出意見和建議，只不過他們沒有給自己私下做宣傳，所以他們的進諫事蹟不像魏徵那麼詳細而已。
我談談我的看法。
整個貞觀時期，包括貞觀後期，言路一直是非常通常的，唐太宗的宰相們，包括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溫彥博、戴胄、王珪、魏徵、蕭瑀、劉洎、岑文字、馬周、褚遂良等，從來不避諱向李世民提出意見和建議，只不過由於每個人的性格不同，因此進諫的方式也相應有所不同而已，但是，既然是進諫，必然不會是非常輕鬆愉快的，免不了需要犯言直諫，那既然如此，為什麼只有魏徵比較有名呢？
一、魏徵有名的原因
現在網上有不少人說李世民故意保留魏徵，並讓魏徵犯言直諫，以便給自己留下個聽諫納諫的美名。我認為，這種說法，是讀書不細造成的誤讀。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後世之所以大都知道魏徵犯言直諫，並不是李世民的刻意安排，而是魏徵自己私下留下了記載，因為此事，李世民還非常生氣。
根據《舊唐書》魏徵傳記載：
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所謂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實際上就是魏徵進諫的詳細過程，他與李世民如何你一言我一語的反覆討論、辯論、甚至爭論的過程。魏徵自己把這些過程都記錄了下來，並私下交給了史官褚遂良，這件事李世民當時並不知道，後來知道以後非常生氣。這件事也成為了李世民僕碑悔婚的導火索之一。
這件事情，嚴格來講，屬於一種犯罪行為，罪名是“漏洩禁中語”，意思是把皇帝私下和你說的話洩露出去，在唐代，漏洩禁中語一直是一種罪，具體的處罰，從貶官，到流放，再到差點殺頭，都有例項。
但是，李世民生氣歸生氣，卻並沒有下令禁燬魏徵的這些記錄，因此，魏徵的這些記錄也就流傳了下來，一直到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後晉史官在編寫《舊唐書》的時候，仍然可以讀到數十萬字的《魏公故事》，裡面記載的內容是：
可見，後晉史官讀的《魏公故事》，就是魏徵自己寫的那些“前後諫諍言辭往復”的文字。
唐代王方慶的《魏鄭公諫錄》、吳兢的《貞觀政要》等書記載的大量有關魏徵的內容，也應多與魏徵自己的這些記錄有關。
那麼，除了魏徵之外，其他宰相為什麼沒有這麼詳細的進諫記錄呢？
二、其他宰相的進諫記錄不詳細的原因
這就涉及到古代的仁愛忠孝思想了。在古人的觀點中，仁者愛人，而對父母長輩仁愛就是孝，對君主仁愛就是忠。那麼，如何體現臣子的忠呢？為尊者諱，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把自己對君主的批評過程記錄下來，流傳於世，這是為尊者諱嗎？當然不是，這是彰君之過，即宣揚君主的過失，在古人看來，這並不是一種很好的行為。
因此，古代很多大臣，雖然他們也積極進諫，甚至犯言直諫，但是，他們並不把這些事情對外說，除了他們自己和君主之外，其他人並不知道他們進諫的具體內容。三國時期的陳群就是如此。唐太宗貞觀年間也有這樣的大臣，比較有名的就是貞觀後期的宰相馬周，據《舊唐書》馬周傳記載：
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
也就是說，馬周臨終時，把自己寫的奏表的草稿都拿來燒掉了，馬周明確表示，管仲、晏嬰宣揚君主的過失，來求取自己的名聲，這種事他不會去做的。說實話，馬周援引管仲、晏嬰的例子，這很明顯是在指桑罵槐，魏徵事發的時候，馬周擔任中書侍郎，他對於魏徵的所作所為應該非常清楚，馬周臨終這番話，批評的實際上就是魏徵。
綜合以上分析，貞觀年間犯言直諫的，絕不僅僅只有一個魏徵，其他大臣也都在恪盡職守，不斷提出意見和建議，只不過他們沒有給自己私下做宣傳，所以他們的進諫事蹟不像魏徵那麼詳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