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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送別了一位偉大的音樂家、藝術家傅聰。英國當地時間12月28日,傅聰先生因感染新冠病毒,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傅聰,1934年3月生於上海,8歲半學習鋼琴,9歲師從義大利鋼琴家梅百器(Mario Paci);954年赴波蘭留學。1955年獲“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第三名和“瑪祖卡”最優獎。他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被盛讚為“鋼琴詩人”。在世人讚譽傅聰的音樂才華時,作為一個父親,傅雷看到的,不只是一位鋼琴家,更是自己一生苦心孤詣、嘔心瀝血培養的孩子。

    傅雷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在傅聰離家留學波蘭後,傅雷先生開始了與兒子長達數年的書信往來。熟悉傅雷的朋友都知道,他對傅聰的教育方式極為嚴厲,有時甚至到了苛責的地步,父子之間衝突時發。傅聰遠赴異國後,距離和思念沖淡了父子間的隔閡,而分別的歲月更沉澱出血脈親情的聯結。一個父親對兒子深深的關心與愛護,從一封封書信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這份深切的父愛與關懷,凝結成了一本厚重的《傅雷家書》。開啟《傅雷家書》,翻看那一封封書信,既有討論如何做人、做藝術的感悟,也有關於生活的溫暖叮囑,父母與孩子的真誠交流躍然紙上。《傅雷家書》也因此自1981年初版至今,近四十載,依然深受大眾喜愛,暢銷不衰。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才是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我說的‘做人’是廣義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內;主要是對集體負責,對國家、對人民負責。”傅雷在談傅聰的成長時,始終堅持著這樣的基本原則,這也滋養了傅聰的一生。

    今天,我們特摘錄傅聰先生寫給父親的回信片段,以這些文字來悼念這位偉大的音樂家、藝術家。

    (一)

    直到今天才收到克拉可夫學校轉來的你們的兩封信,一封是爸爸的四十三號,一封是弟弟的,另外也收到一封音樂材料。

    每一次你們的來信都使我那樣激動;你們是真瞭解我的,我也是真瞭解你們的。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你們在各方面的變化、進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你們高貴的心。我愛你們,也因為愛你們而更愛我的祖國,也因為更愛祖國而更愛你們。常常看到你們寫的話就像是從我內心深處挖出來的,有些甚至是我自己疏忽了的。

    我在波蘭,波蘭人愛我愛得那麼深,那麼熱;我也愛波蘭,愛得一樣深,一樣熱。他們都說我是一個波蘭化的華人,中國籍的波蘭人;但我究竟還是屬於我最親愛的祖國的。我想念祖國,想她美麗的山河,想千千萬萬從事正義事業的人們;我感覺到他們就在我身旁,就在我心裡。看你們的信,看祖國的書報,處處感到偉大中國的靈魂。我多麼想回來,但也捨不得愛我像愛肖邦一般的波蘭。

    (二)

    我想也許我還是詩人的氣質多,而肖邦的詩人氣質也特別接近中國詩詞。所以我說我能成為波蘭人,正因為我是華人。記得列寧有過一句話,說要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必須先是一個熱愛祖國的人。這裡頭是有深意的。

    到華沙來和李凌先生談了我以後的學習問題。他初步同意我還是做研究生,當然他回國還要請示,但大致不會有問題。

    我的意思,現在最要緊的是一雙手。手的年齡大起來了,以後補足就難了。這兩年非得花苦功夫在技巧上頭不行,傑老師的意思也是如此;和聲、音樂史等等,暫時先自己看看書,一二年後技巧問題大部解決,演出曲目有了相當底子的時候,再分出時間鑽研一下理論與作曲方面的東西。這是比較最經濟最實惠的辦法。主要是一定要在兩年之內把自己作為一個鋼琴家充實起來。不然的話,分散了注意力是不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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