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在利率市場化改革背景下，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意義重大。

尤其是，在當前疫情衝擊下，貨幣政策既要考慮國內的復工復產節奏,又要考慮國外疫情蔓延對中國出口和產業鏈的負面影響。202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由此可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完善不僅關係到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也關係到中國的疫後經濟恢復，並對未來的貨幣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礎貨幣是商業銀行信用擴張的基礎，貨幣投放透過貨幣乘數決定了M2和社融等貨幣和金融條件，是政策的核心部分。中國當前基礎貨幣投放機制一直與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相適應，形成了短期投放以公開市場操作為主、中期投放以MLF操作為主、定向投放以再貸款和再貼現為主的“三位一體”政策，並輔之以“三檔兩優”的特色準備金政策作為有效調節手段，總體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也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支援。MLF利率於2019年代替貸款基準利率成為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報價參考基準。中國當前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適合中國國情並且運作良好，但是在疫情壓力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有必要作出微調以促進經濟恢復。

一個酒市，制定了一系列原漿酒的管理規定，可是對進入下一個環節的勾兌酒不加約束，加入了一個雜七雜八的高度酒精，甚至有些企業還直接用食用酒精進行勾兌。大家也就是為了買一個醉而已，這樣的治標不治本的策略對酒市的市場規範化其不了太多的作用。要實現真正的酒市規範化市場必須從原漿酒和勾兌酒等整個供應流程進行規範和約束。

貨幣政策也是一樣的道理，只對基礎貨幣進行規範化，而不對M2進行約束，那麼最終的貨幣投放量還是不會減少。居民手中的貨幣不斷被貶值也就成為必然。

基礎貨幣的基礎是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來決定，中國的黃金儲備在1000億美元左右，相對於外匯儲備的3萬多億美元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中國20多萬億人民幣基礎貨幣的基礎。但相對於M2的210萬億，乘數效應高達7～8倍。並且，在201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達到了歷史的高點。而當時的M2只有120萬億，可如今外匯儲備從4萬億美元降到了3萬億美元，M2不降反升。從120萬億上升到了210萬億。這樣基礎貨幣作為M2投放的根也無所謂了。

由於國際貿易進入了更加複雜化的階段，中國未來的外匯儲備可能還會有所減少。但M2卻是還在繼續上升。單靠制定基礎貨幣的政策而不對廣義貨幣加以約束，那麼再好的基礎貨幣制度也起不來決定性的作用。要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必須從基礎貨幣和廣義貨幣兩頭同時抓才會有效。而且，也需要走資產證券化的道理，讓減少廣義貨幣的情況下提升財富的大幅擴張。而這次基礎建設資產證券化就是一種很好的嘗試，希望以後還會有更多的資產證券化的專案推廣，這也是一種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嘗試。

貨幣投放有兩種含義，它包括現金投放和基礎貨幣投放兩種。現金投放又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的現金投放，是指銀行現金支出，反映現金由銀行流入市場的運動，其主要渠道是工資性支出、儲蓄存款支出、產品採購支出、行政企事業管理費支出等;第二層含義的現金投放，是指在一定時期內銀行的現金支出大於其現金收入的淨投放，即從銀行流出的現金數量大於從流通中回籠的現金數量。

對中央銀行來說，其貨幣發行也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貨幣（中央銀行發行的現鈔、硬幣）從中央銀行的發行庫，透過各家商業銀行的業務庫流向社，;二是指貨幣從中央銀行流出的數量大於從流通中回籠的數量。

基礎貨幣投放，即中央銀行對基礎貨幣的投放。其主要渠道是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擴大再貸款、進行買入的公開市場操作和外匯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