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讀《道德經》之前，可能是因為年齡小的原因，我是直線思維，考慮問題簡單、視野侷限、思路狹窄、缺乏辯證，往往顧此失彼，顧東不顧西。這樣的思維模式，能把事業幹好嗎？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更好的生存嗎？

《道德經》講，“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說明事物都有多面性。

《道德經》包含著量變與質變、對立與統一、有與無、得與失、剛與柔、動與靜、高與低、快與慢等諸多辯證思維。讀了《道德經》後，我的思維模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學會了辯證看待一切事物。思維變了，格局也就大了；格局大了，事業也就有成就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交，恰如的處事方式是成功的奠基石！在未讀《道德經》之前，我的處事非常糟糕，一切以自我為中心，處處鋒芒外露、充滿稜角……導致在家與親人搞不好關係，在學校與同學和老師搞不好關係，在社會上與朋友搞不好關係。不良的處事方式讓我無真正的知心朋友，一段時間內，內心非常痛苦，患上了神經衰弱。

讀到《道德經》第六十章時，我開悟了，第六十章講，“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意思是說用“道”治理天下，鬼神起不了作用，不僅鬼不起作用，而是鬼怪的作用傷不了人；不但鬼的作用傷害不了人，聖人有道也不會傷害人。這樣，鬼神和有道的聖人都不傷害人，所以，就可以讓人民享受到德的恩澤。

老子用“不傷人”三個字高度概括了處事哲學的最好準則。我們都清楚，傷人必被人所傷！沒悟道之前，我們的所言所行太尖銳了，不知道轉彎，如同刀尖一樣，這樣能和別人好好相處嗎？

多次讀《道德經》後，發現老子提供了一套處事哲學，總結起來就十二個字：“不傷人、善下之、利萬物、身後之”。不傷人就是與別人和諧相處；善下之就是要低調做人、收斂鋒芒；利萬物就是要像光一樣，走到哪裡都能照亮一切，要像火一樣，走到哪裡都能溫暖一切；身後之就是事情成功後要做到功成名遂身退。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是一門藝術，並且是一門看似簡單，但入門很難的藝術！多少人因會說話而輝煌騰達、左右逢源，多少人又因不會說話而四面楚歌、到處碰壁。在未讀《道德經》之前，我說話很衝，喜歡和別人爭辯，不會挑別人喜歡的話說，往往話一出口就得罪人，還險些因口舌之爭與別人發生衝突。

《道德經》中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言有宗，事有君”、“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

多次讀《道德經》後，我明白了“惡語傷人三春寒、良言一句暖三冬”的道理，掌握了說話的智慧，也悟出了說話是一項最便宜但回報很豐厚的投資，並從《道德經》中總結出來了一套說話，即“不多言、不妄言、不輕諾、不爭辯”。不多言就是多聽少言，學會傾聽；不妄言就是說話有章可循，不信口開河，打胡亂說，道聽途說；不輕諾就是說話不輕易許諾，許諾了就要想方設法履行承諾；不爭辯就是不為不值得的事兒爭辯！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碼字不易，望您支援!

這四家思想各有所長，至於最贊成從個人的認知結合社會的經歷，從中去取長補短實為最佳。

儒家思想：精髓在“仁政” 、“王道”、“禮制”，秉持的理想是“大同”，而它的出發點是在君臣關係的思考，君對於臣應該要注重禮制，而臣應該做忠君之事，這其中體現了君以德用臣，臣以忠伺君，兩者互利互助，共同承擔義務。而儒家思想是依靠於高官權貴之中形成的，對於民之事並沒有做出詳細的概述，而往往一個國家之本在於民，後世將這種觀念附加於民後才顯得作用巨大。

道家思想：以道、無、自然、天性為依託提出了“無為而治”的哲學，指引著一種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所謂無為，就是以不爭的思想去行事，那麼把它演化為如今的盛世來看，它的長處就顯而易見，一個“靜”字就能解決很多煩惱，只有自己放下了貪念就會讓人生路變得更寬廣。

墨家思想：以兼愛非攻為精髓，兼愛，它是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擴充套件到了人民大眾之中；非攻，是反對戰爭的態度，戰爭獲得的榮譽遠遠比不上因為它的產生而造成的損失，在取捨之間要懂得權衡。而它於亂世之中是治世智慧，於盛世之中是修心養性。

法家思想：他是產生於“禮崩樂壞”時代，在儒家的思想無法解決現世之狀做出的思考，提倡“以法制國”一說，將精神食糧賦予了現實化，人心叵測，一直都是在變化之中，而為了適應這種變化需要給予約束，避免了世態發展到無法承受的處境，但它在當時也存在缺點，缺少了人情味，而無情的世界就會顯得蒼涼和不真。但它的約束力一直延續至今，可以說是作用非凡，但需要做出修改，讓情融入其中。

這四種思想都在影響著世界，儒家是人與人的尊重，道理是人與人的包容，墨家是人與人的和睦，法家是人與人的約束，它們共同影響著時代的發展。

儒、釋、道、法幾家思想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我比較贊同儒家學說。

儒家學說是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中國人）創立，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若以治國看，外交層面用道家，治國用法家，治理內部流動性差的區域性組織（比如古代家族，乃至如今的偏遠村落），得用儒家。

至於原因，得具體梳理儒法道：

一文讀懂先秦儒、法、道三家，兼論墨家、名家

與西方自然環境不同，我們東方的農耕社會基於舊大陸上最大的大河文明。所以當西方普遍還是城邦時代時，我們東方已經在黃河流域誕生了西周這樣一個有著嚴謹社會秩序的國家。

因此，先秦時，我們面對的最大一個問題，是如何對這個巨大的農耕社會進行秩序管理。於是，西周立國之初，兩大巨頭就社會管理問題進行了一場預言式的對話：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寢弱矣。”

以上內容是否史實並非重點。重點是，這個故事提示我們：社會秩序建立的側重點有三種：尚親、尚功以及故事沒直接指出但給出了提示的尚賢。

拋開五花八門的論證過程，先秦儒、法、道三家所指向的社會秩序，就是分別以尚親、尚功、尚賢為基本標誌。

關於我們這個世界，以人為中心，分三個基本存在層次：天、地、人。

對應這三個層次，有相應的執行規則，其表現比如所謂的：水往低流，人往高走。

天地的執行，自有其固有法則。人類統治者唯一能干預的，就是社會自身的秩序（階級的劃分及維護）。

而將一個擁有獨立政權的國家看成個體的話，相關的人群也是分三個層次，天下人（中國人+非中國人）、中國人、家族成員（國內區域性相對獨立組織的成員）。

儒家：

將人類社會（人）視為世間一種獨特的存在，不同於禽獸之類的生靈。因此，人類社會的秩序，是基於人的性情：

《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 《漢書》：“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

儒學的簡單模式，就是以家為國，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模式實際開創，是在西周，上升到理論高度，則始於孔子。其思想核心，在於“仁”。“仁”，實際上就是上面說的尚親。

對比反對者墨家的“兼愛”，孔子的“仁”，就是有等差的愛。這其實本就體現在“仁”字上。“仁”從二，二者，是上下兩橫，可理解為陰陽分離，上下有別

從甲骨文開始，我們的數字系統的前三個，就是橫著寫的，某種程度而言，等級性寓意明顯。對比西方文字（埃及文，楔形文）：

比如“天子”之說，就是將最高執政與天地進行擬血緣：

東漢《白虎通德論》講：天子 者，爵稱也。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

而“子民、父母官”之說，則是對階級社會進行擬血緣。

漢·劉向《新序·雜事一》:“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 《禮記·大學》：“《詩》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故而，儒家的本質是“仁”。小仁則依天生血緣帶來的情感（家庭倫理），大仁則擬血緣擴張帶來的社會倫理秩序。於是，自然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的理想追求。

東方的帝王，存在的基礎是大河文明（大平原）基礎上的農業經濟。這種經濟基礎，自由主義（類道家）是沒有多少生存基礎的。純法家又過於壓抑人性。於是，東方的社會倫理以儒家（尚親）為主，就成了幾乎必然的選擇。

這裡順便澄清一下後來的儒家與先秦儒家的一些區別：

儒家的核心，一般認為是“禮制”，批判儒家時，經常有“禮教”這個說辭。所以極端的有“禮教吃人”的說法。至於批判“禮教束縛”、“禮教害人”之類的，就更多了。

但若以發端的“周禮”，以及儒家真正的發軔者孔子來說，禮制的背後，還有一個核心，那就是“血緣關係”。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基本禮制，都是基於血緣的。孔夫子的“仁愛”，不過是在先天血緣的基礎上強調人的情感。

所以，若是嚴格以孔子為思想祖師的儒家，其禮制是基於“仁愛（愛有等差）”的。換言之，“父不父，則子不子”，於是“君擇臣,臣亦擇君”。

是以，後來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綱常論，實際上已經背離儒家核心思想。這個論調，其實已經非常的“法家”

法家：

將人類社會視為與自然類比的一個有序系統，比如水系，比如大樹。“法”字的構造，本就與水道（水系）相關：

後來去掉構件“廌”，是因為普遍治水的原因，幾乎所有河道都有河堤了。這時候，從水從去，大致就是指水道，由水道約束水流，引申表示規則、約束。

正因如此，所以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引申。法家中，個體在系統面前，只是零件。

法家本質而言，強調的是無視個體的秩序，所謂“一刑”。

以“尚功”觀點觀之，就是無論什麼關係，什麼能力，一切升遷獎勵都靠功勞（業績）說話。

這裡順便說下釋家：

但當法律僵化為教條，公平與之絕緣，人們就只能寄希望於來世。所以，佛學大興背後，其實維護的是異化（僵化）的法律。

曾經的法家，因為不把人當人，所以只能是儒道之附庸。結合佛法後（信徒捐贈稱為功德，是不是感覺有點巧？），方有佛道儒並稱之勢。

道家：

將人與萬物視為一體的，尊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自然偏於道學，不泥成規，因時而變了。所謂“無為而治，無為無不為”。乃至“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對比西方語境，那就是叢林法則、自由主義近似的思想體系。但兩者總歸有著某些根本差別。

道家基本看法：得道成仙，封神顯聖。換言之，能力是能力，不等於功業（德行）。

舉例來說，比如造房子比高下，不是朝夕之功，取決於地基之深淺，添磚加瓦之勤懶。同一個道家社會，人倫關係比的是德行聲望，或者直白的量化為“得人”。

以統治者的目光看，那就是將天下人都視為自己可能的統治物件。當統治者認為某個人能幫助他完成某些國家管理事務時，他就能任意提拔，並馬上將其投入使用。

戰國時諸多“布衣卿相”的故事，就是使用“尚賢”治國的典型。而“紙上談兵”的趙括，某種程度就是“尚賢”的反面教材。

但完全貫徹“尚賢”治國的話，對統治者的要求就不是一般的高了，所以，，，，

因而，道家的“尚賢”，並非簡單的“尊賢”，而是“識賢並用賢”。

因為種種原因，道家的「道」多數被宣揚為“清靜無為”或者“無為無不為”，這裡稍微展開一下道家的「道」：

道家的「道」，是要來用的，不同於儒家的「道」。孔子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某種程度來說，孔子是借「道」證儒。

道家講修道。雖然道家中的「道」似乎無處不在，但想要搞的明白點，卻不知從何處著力。區區不才，嘗試從解析一個相關漢字的古文出發來闡發一下何為「道」

「道」字的本義，古文構形表達的已經比較清楚：

《道德經》第25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日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中“自然”一詞，時人恐怕多有誤解。一方面固然因為被借用於翻譯西方的名詞nature，導致很容易被理解為自然界、自然存在等。

另一方面，構形的變異導致最初的構形本義被湮滅，以致於理解起來彷彿隔了層紗：

直接按篆（金）文楷化，應該右部為犬，左部為炙烤的“炙”：

但若是為表示燃燒，在“炙（火烤肉）”字的基礎上加火不是更好的表達了麼？換個角度看，“燃燒”的含義，又怎麼引申“對、是”乃至“答應、許諾”這些「然」字的含義呢？

所以，戰國時代的思想家所說的“自然”不能按隸書“然”來理解。得按篆（金）文的「然 」來理解。

從構形結構（甚至內容）相似的「獻 」字來看：

因此，古文「然 」的構形是把握著火候，小心仔細的烤肉。其本義為（烤肉的火候）恰到好處。

也正是“恰到好處”、“恰如其分”，才能引申“對、是”乃至“答應、許諾”這些「然」字的日常使用含義。

所以，“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就是自動自覺的實現“恰如其分”的狀態。

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所謂的“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也是老子說的：“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七章有“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這裡常被誤解為“清靜無為”。實則“無為”還是“無不為”，就看是否合道（恰如其分、陰陽調和）。

合道則無為，不合道則“無不為”（努力嘗試各種調整，以實現再次的陰陽平衡）。

其實以儒、法、道三個思想方向（尚親、尚功、尚賢）來看，作為反儒家而建立的墨家，差不多是道家與法家結合的產物。其“尚賢”相關近於道家，其“尚同”相關近於法家。古代法家只是以君王意志取代“天志”，法家的“天子”與墨家的“鉅子”某種程度相當。

下面藉著梳理墨家，大致整理一下先秦思想：

在韓非的眼中，墨家曾經是與儒家並稱的顯學，但二者之下，至少還有與法家，道家並稱的次一檔的學說。韓非雖沒提，但韓非的老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到了，司馬公的《論六家要旨》某種程度也是順著荀子的思路來的。

要旨所提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荀子所謂十二子是：它囂、魏牟、陳仲、史魚酋、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

其中，墨翟、宋鈃是墨家，子思、孟軻是儒家分支，與仲尼（孔子）、子弓組成儒家（但按荀子禮法並重的思路，荀子自身是偏法家的），惠施、鄧析是名家。

而其餘六人從淵源上皆屬道家分支楊朱學派，這個學派曾經與墨家並稱：

《孟子.滕文公》篇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

楊朱思想核心“貴己”、“尊生”，發展下來，分成《非十二子》中的三派，有學者認為三派具體為：

它囂、魏牟重生輕利，因偏於“縱情性、安恣睢”，成為楊朱之學的末流，屬“縱情派”； 陳仲、史魷承楊朱“自貴”之旨、“輕爵祿而賤有司”，退隱山林，屬楊朱學派“忍情派” 田駢、慎到貴“靜因之義”，“因性任物”，“變化應求”，以“因循”為本，是對楊朱之學的精到發展。

其中的慎到、田駢一派，後來 被稱為黃老道。

楊朱學派之所以被肢解的消失了，是因為其核心的“貴己”思想太容易被髮展為“自私自利”的那種絕對利己思想。

但“貴己”思想換個名字為“但求長生不老”的“長生”思想，就能綿延不絕了。所以楊朱學派被歸類到道家，而且換個馬甲實際也被即繼承著。

然而，墨家卻跟楊朱派不像，他可謂自成一家，甚至完全是墨子一人主導，其後學完全沒有明顯創新。這從各家的名字就能發現些端倪：

在漢代，即使學術傳承相對較少的道家，也稱“黃老道”，法家與儒家的相關名人就更是數不勝數。只有墨家，只一個墨子名顯後世，所以該學派也因墨子而稱墨家。

換句話說，墨家算得上完全沒有學術傳承，墨子死後，墨家的學術傳承就等於斷絕了。

之所以如此，並非很多人認為的因為“兼愛”蘊含的平等思想不為統治者接受。因為法家本質上也是追求平等的，如“太子犯法與民同罪”。

道家的“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是近似於平等思想的。

所以，反對儒家的“仁愛（愛有等差）”，並非墨家斷絕傳承的根本。“尚賢”及其引申的“尚同”才是墨家的致命所在。

反對儒家式的“仁愛”，並非從墨子開始，也非結束於墨子：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寢弱矣。”

姜太公對“尚親”的反向操作，是“尚功”。論述功勞，自然需要相應的功過條文，所以法家的先聲為齊國的管仲（雖然他出生不在齊國），是順理成章的事。

而商鞅的“壹刑”，同樣是閃耀著平等思想：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 自卿相、 將軍以至大夫 、 庶人,有不從王令、 犯國禁、 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所以“兼愛”所蘊含的平等思想，在墨子之前、之後都不鮮見，只是換了個馬甲而已。

墨家雖源於反對儒家而創立，但其真正核心，卻不是兼愛。甚至，“兼愛”的思想，換個馬甲被儒家抄去：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出自《孟子》的《盡心章句上》（第九）。 原句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兼善”、“兼濟”，本質與“兼愛”沒多少區別。所以“兼愛”只是墨家的一個用詞上的特色標籤。

墨家真正的核心思想，是達成“兼愛”的方法：即所謂“尚賢”、“尚同”、“節用”為核心的多個主張。

從秩序角度看，“尚賢”是建立秩序，“尚同”是維護秩序，“節用”是加強秩序。

其餘的，“天志”“明鬼”大致是輔助“尚賢”建立秩序的。“非攻”“非命”大致是輔助“尚同”維護秩序的。“非樂”“節葬”，明顯是“節用”的延伸。

而“尚賢”、“尚同”、“節用”三者中，“尚賢”為根本中的根本。其《尚賢》有：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墨子的這種“尚賢”操作，在本質上，與“叢林法則”其實差別不大。

而墨家實際操作中，舉賢者，“聖人”也：

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尚賢》

“聖人”所以舉賢者，“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

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尚賢》

也正是這種“利百姓以為賢“的思路，墨家在器械創造方面首屈一指。

但問題是，創造力，技術的實用性等等的東西，即使是現代社會，也不是那麼容易判別高下的。

所以太史公認為“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這一看法，雖是沒切中墨家體系核心，但“其事不可篃循”的判斷，卻是正中要害。不具備可操作性，是墨家“舉賢”的最大問題。

墨家的首領叫鉅子，又稱鉅子，“巨”字，本義是矩尺（作用相當今角尺）。用於測量方角以及長度的：

首領稱“鉅子”，正是墨家“舉賢”思想的直接體現。某種程度也印證了墨家舉賢的不可操作性（除非世世代代都能出個類似墨子那樣的大能）。

雖是斷絕傳承，但如上所述，墨子思想的出發點“兼愛”，卻是沒有湮滅。《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乃至作為敵對方，儒家的孟子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名言。

乃至“大同”思想的提出，某種程度也有“尚同”的影子。

若僅是“尚賢”這種理想主義的話，墨家估計還是能夠傳承的。因為勉強能用的選賢模式，還是能夠實現的：類似於科舉模式，只要不斷的調整細化相關的選賢標準，可堪一用的“選賢”，還是可以實現的。

但“尚賢”加“節用”，那就成了某種自相矛盾的存在了。

這相當於說能力分等級，而享受不分等級。西方有權利義務對等的說法，而尚賢加節用，等於西方說的權利義務不對等。

此外，節用不是現在提的節約資源，而是類似“壓抑消費”。這某種程度上是破壞了社會再生產迴圈。

再退一步，若說“節用”還可以進行改良的話。“天志”“明鬼”、“非攻”“非命”、“非樂”“節葬”這一套思想組合，大致相當於東方版“天主”教，而且是類似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新教。

這整套思想組合，在否定血緣的基礎上，等於否定了家族，乃至否定的華夷（胡漢）之別，最是無國無族不過。

也就是說，墨子某種程度上就是東方版“聖母”

反過來看，儒家之所以能在過去成為主流，正是因為其華夷之辯某種程度來說就是古代版的東方民族思想大成者。雖然改朝換代，但華夷大防，胡漢有別的思想不絕於縷。

而華夷之辯的基礎，正是仁義禮制。

戰國時代，墨家之所以興盛，是因為軍備競爭中，技術發展是其核心。墨家可謂戰國時代，各國成系統的發展科技方面唯一的選擇。君主們在統一東方之前，為了藉助墨家的技術力量，對墨家相關的“無國無族”思想自然是捏鼻子認了。

甚至這種“無國無族”思想對消化新徵服國土來說，短期內還有相當正面的意義。

但當東方農耕社會一統，這種思想就完全沒有了生存土壤，否則面對時不時因為天災人禍而南侵的遊牧勢力時怎麼處理，“非攻”麼？“節用”“節葬”給他們“人道救濟”麼？

在工業生產沒有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農耕社會與遊牧社會，就是不可調和的對立存在。

所以，作為與儒家並稱的社會倫理思想，墨子的核心思想實際並沒有真正的傳承者。而作為延伸的技術創造，在戰國結束後，也基本失去了生存空間。

墨子以“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為天下大義，所以有“貴義”，其中有：“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

義之所以貴，《貴義》有：“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時至漢代，就只有《貴義》篇所存的“（劫富濟貧）利百姓”之“俠義”者，能稍傳墨家的核心思想。

而今有“俠之大者利國利民”一說，庶幾可謂墨家之迴響。而作為墨子的核心思想“以利天下者舉賢”，卻應是墨子一人的絕唱。

是以，以儒、法、道三個思想方向來看，墨家差不多是道家與法家結合下的產物（即尚賢又尚功）。其“尚賢”近於道家，其“尚同”近於法家。古代法家只是以君王意志取代“天志”，法家的“天子”與墨家的“鉅子”某種程度相當。

換句話說，當“天子”統一東方，“鉅子”必然沒有生存空間。

因而，真正令墨家消失的，是“天志”、“非攻”、“節葬”這一整套無族無國，某種程度相當“獨祀天志（上帝）”的祭祀觀完全不符合東方農業社會的需要。

之前分析了，儒、法、道三家，對應尚親、尚功、尚賢。由於尚親與尚賢對立，所以複合三家以及同時尚親與尚賢都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個論斷只能限於同一個社會層面，這點很容易被忽略。實際上，在不同社會層面同時運用儒法道而各有側重，並不會衝突）。

墨家是複合了道家與法家。剩下的就是複合尚親尚功一種可能了。名家的循名責實乃至荀子的隆禮重法，大致都是走複合尚親尚功的路子。

名家，古代又稱“訟者”“辯者”“察士”“刑名家”。實際上可理解為古代的律師。

作為“辯者”“察士”，很自然能注意到“父父子子”，若以“父不父”的前提仍然去苛求“子必子”，那就陷入“名實不副”的困境。

若將名家“循名責實”的邏輯使用到維護禮制上，就會導致荀子所推崇的“隆禮重法”。

是以，區區認為荀子本身並不太“儒家”，甚至可以說荀子本質是法家。因為他更傾向於名家的“循名責實”——使用法律手段來維護禮制，而非沿用孔夫子那種以“仁愛”說教使人遵守禮制。

所以，廣義的名家，按“循名責實”的邏輯來看，就是尚親為名，尚功為實。只為避免出現“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窘況。

但若以發端的“周禮”，以及儒家真正的發軔者孔子來說，禮制的背後，還有一個核心，那就是“血緣關係”。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基本禮制，都是基於血緣的。孔夫子的“仁愛”，不過是在先天血緣的基礎上強調人的情感。

所以，若是嚴格以孔子為思想祖師的儒家，其禮制是基於“仁愛（愛有等差）”的。換言之，“父不父，則子不子”，於是“君擇臣,臣亦擇君”。

然而，無論是血緣，還是所謂的仁愛，都是沒有硬性約束力的。換言之，禮制的維護，真正有硬性約束力的，還得依賴法律（武力）。

當基於“道德”的禮制變成有硬性約束力的“禮法”，禮法本質就已經是一種法律，不過是種先天法、自然法。

《荀子·禮論》：

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荀子的禮，是禮法，《荀子·君道》有：“隆禮至法則國有常”。

《荀子·法行》直接說禮就是法（聖人法）：

公輸不能加於繩墨，聖人不能加於禮。禮者，眾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

同是維護“周禮”，荀子選擇將禮視為“至法”、“人道之極”。而之所以制禮，乃是因為“性惡”。《荀子·性惡》有：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 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 人之所生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 魯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從情性，安恣孳，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荀子眼中，人而無禮，皆因“慢於禮義”。因此相對於孔學基於“仁愛”，荀學則是基於“性惡”。而制性惡者，唯刑法而已。

所以，“性惡”乃是荀子為維護禮制所立的“名”。按“循名責實”的邏輯，就得以禮法作為藩籬，以使“惡性”不至於放縱，進而攪亂社會秩序。

因而，“儒皮法骨”的始祖，實乃荀卿。之所以大都將荀子歸類為儒家，因為他將禮等同於法，看著不像其他法家那樣特別強調製定法律。但從“性惡”出發，乃至聖人“化性起偽”而制禮這過程，實際並不太“儒家”，至少不孔儒。

是以，“儒皮法骨”的操作，某種程度算是廣義的名家。廣義名家，以儒家“尚親”為名（皮），法家“尚功”為實（骨）。

若往後世的宋明時代看，其理學某種程度也是“儒皮法骨”（廣義名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邏輯，不就是極端化的“循名責實”了麼？參看：

文人墨客那些事：朱熹以《中庸》心性論為基點構築理學

綜述

西方都說中國沒邏輯思辨，但“儒皮法骨”本身就是最嚴謹的廣義名家思辨邏輯。

邏輯本身沒錯，錯在尚親、尚功的操作只能對內。換言之，是社會基本模型存在認識缺陷：

社會的基本組成並非先秦諸子一般認為的士農工商四類，而是士農工商兵五類。或者如當代的分類，將商視為工的延伸，士視為農的延伸，社會的基本組成是工農兵。

這“兵”並非僅指士兵，而是包括兵器生產等整個軍政（軍事）系統。然而，尚親和尚功都不是管理軍政的良方。所以，我們真正的復興，得在儒、法、道三家的基礎上重新構建基於完整社會系統（工農兵）的社會秩序。

參看：

被冤枉的管仲，「士農工商」四民的本意並非為了劃分社會階層

漢澤哲思：過去丟失尚武精神的真正根源找到了

諸子百家中

1.道家:老子《道德經》前三十七章為《道經》，後四十四章為《德經》。莊子戰國時蒙人《莊子》分內篇、外篇、雜篇。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是我哲學、道家體系的奠基人。

2.儒家:孔子《論語》、孟子《孟子》、荀子《荀子》其儒家核心思想“仁、禮、和、”其構成中國文化的正統。

3.法家:戰國李悝創始人，他彙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現已失傳。後有商鞅秦國變法富國強國，韓非子著有《韓非子》一書。秦國李斯等不斷完善和實踐，為依法治國奠定了治理框架。

4.墨家:代表人物墨子，《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和非攻為思想。

5.兵家: 周姜太公《六韜》分為《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卷，共60篇，近2萬字。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爭的理論、原則，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兵書。 孫武《孫子兵法》主張“謀攻、全勝、速勝、全爭”。

這些“道、儒、墨、法、兵”共同構成先秦乃至後期富國強兵、修身齊家、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之系統理論框架，不能也無法簡單區分優劣，相輔相成，共同聚力！

在諸子百家中，我最喜歡道家的學說，因為道家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非常吸引人，感染人。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意思是有和無、難和易、長和短、高和下都是對立的統一，一方不存在，對方也就不存在)；“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意思是禍和福是相互依賴而存在的)。以上是老子的思想。莊子的文章更是具有奇幻的浪漫主義色彩，他認為“物不勝天”（外物不能勝過自然)，這是他“蔽於天而不知人”為天所矇蔽，就不知道有人的作為)，“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專從天道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順從自然了)的看法。因此，他否定客觀真理和真理的客觀標準，主張“齊物我”“齊是非”詩“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幻想一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主觀精神世界觀；站在天的立場，拋棄人的立場，安時處順，逍遙自得，因而抹殺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否認一切制度，反對知識，反對進步，混亂名實，顛倒是非黑白，歸結為出世的人生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充分反映了他宿命論思想。更進一步便是否定一切，粉碎一切的虛無主義，便是沒有客觀標準的不可知論。他只求個人身心的調和與自我麻醉。他的逃避現實的處世方法，就是實行他的所謂“真人”哲學，“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而要求與物無爭，逍遙無為於天地之間。這種把國家和人民的利害置之度外的思想，是他的沒落階級意識的反映，在歷史上主要起著消極作用。但他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不妥協的消極鬥爭形式，對當時黑暗政治的反抗態度，在他著作的一些寓言裡暴露封建社會的醜惡，對後來的作者也有較大影響。

莊子的散文，所用語言生動、形象、俏皮、精緻，往往超出了發揮哲學的限度，而成為有藝術性的作品，因此，對後世的影響極深，歷代許多詩人和散文家都愛學習《莊子》散文的風格和技巧。尤其他的那些想象豐富的“寓言”給予詩人和小說家以無窮的啟發，可以說全書是一部豐富的寓言故事集。對後代許多散文家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對那些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作家影響更大。再有，莊子的道家思想，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如果兩人都坦白則各判8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15年；如果都不坦白則各判１年。

這兩個囚犯該怎麼辦呢？是選擇互相合作（不坦白）還是互相背叛（坦白）？

結果很明顯，每個人的最佳決策是背叛，但對整體來說，最好的是相互合作，最差的互相背叛。如果一個合作，一個背叛，而背叛者得利。

這就是囚徒困境，也是社會困境，有利於個人的決定，反而不利於整個世界。

然而，整個世界真的背叛構成的嗎？

當然不是，因為人是有記憶的，所以反覆多次的博弈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社會發展的四個階段

研究人員通過模擬發現了社會發展的漲落輪迴。以各種策略的群體來參與博弈，結果發現整個社會出現明顯的階段性與輪迴現象。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合作者和背叛者各半開始進行演化，因為背叛者可以從合作者那裡得到巨大的利益，所以發現最初佔優勢的是背叛者，90%的個體演變成背叛者。

在這個階段，背叛是社會主流，自然這方面的需求最大，所以兵家，縱橫家應運而生。

兵家代表作為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就是教你如何欺騙。

縱橫家代表作為鬼谷子，鬼谷子是一本難懂的書，如用現代語言作書名就是：手把手教你忽悠人。

第二階段：但很快騙子太多了，傻子不夠用了，所以一種新的策略佔上風，這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策略，你上次背叛我，我就背叛你，你和我合作，我也和你合作。由於背叛者無法合作，所以不能形成強大的團隊，很快就衰敗了。而以牙還牙的個體則能形成緊密的團隊，對朋友合作，對敵人背叛，所以很快佔上風，背叛者一敗塗地。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出自漢謨比法典，所以很顯然，以牙還牙策略是法家的思想，講究賞罰分明，恩威並重。同理還有：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哈哈，有沒有很耳熟？

在這個階段，社會由混亂走向有序，由分裂走向統一，法家帶來的團結與執行力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階段：當整個社會都是統一到以牙還牙的策略之後，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有時的背叛只是不小心，但是因為大家都以牙還牙，所以會因一個小小的失誤，造成長期的敵對，不利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時，另一種進化了的以牙還牙策略會佔據主流，這就是寬容的以牙還牙。出現三次背叛才會懲罰對方一次。因為允許人犯錯誤，所這種策略是最穩定的，時間也最長。

這就儒家的基本思想，在以牙還牙的基礎上，加上一點寬容。儒家最講究秩序，最有利於穩定，仁愛而不失原則。這就是為什麼封建帝王建國後均以此思想統治的原因。

道家貫穿四個階段

有一個策略，叫贏定輸移，就是我得利了策略就不變，損失了就改變策略，所以象水一樣順應潮流。如道德經所言上善若水。

作為投機者，我當然最喜歡道家思想，象水一樣順應市場。

淵回國學：小孩子才做選擇，淵回全都要。儒，釋，道，墨，法等，同屬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都要贊同，都要學習。

最早的時候，中國傳統文化就沒有，什麼宗派之分！

宗派之分，都是後來弟子們越來越小氣，逐漸分化出來的東西。同屬於中華傳統文化，為何那麼小氣，非得分出個你，我，他呢？我們都學習，我們都要，行不行？

集百家之長，補百家之短。

只要活在這個世上，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東西。是個人，都會有缺點，有優點！

對於宗派學說，亦是如此。是個宗派，都會有其優點，也會有缺點。重要的是，如何集百家之長，補各家之短！

問：諸子百家中贊同誰？

淵回答：贊同諸子百家中所有正確的東西，拋棄糾正諸子百家中不正確的東西。而這些不正確的東西中，就包括小氣的門戶之見。

淵回就不理解啦！

都是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都是老祖宗，辛辛苦苦流傳下來的東西，為何非要分個高下？為何非要分個你，我，他呢？

我們都要，我們都學習，我們都傳承，這樣不香嗎？

真正的大師絕對不會捧一個，殺一個

真正佛家的祖師大德，一定是推崇儒家的接人待物，積極進取的。也一定是提倡道家逍遙自在，取法天地，無為而為的。

真正的道家大師，你就像張至順老道長。他一定是提倡到家，兼顧儒家和佛家。他絕對沒有說過其他兩家的壞話。

真正的儒家知識分子一定是喜愛道家，也喜愛佛家的。

最後淵回說一句，做人不要那麼小氣。全都要，不好嗎？

我認為，道家和儒家都是最可取的，雖然兩者觀點看起來大相徑庭，甚至在某程度上存在衝突，但其實仔細想來的話，雙方有相通之處。

我比較關注道家和儒家

如果說《易經》是中華文化之河的總源頭的話，那麼，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就是這條河的兩大分支。太極分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華文化一開始走的就是兩條路線，道家從出世的角度建立自己的學說體系，儒家從入世的角度建立自己的學說體系。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程序中，儒道兩家思想引進、借鑑、吸收、包容佛家，形成中華文化思想領域的三駕馬車，為中華燦爛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做出了卓絕的貢獻，是中華文化思想體系的傑出代表。

都喜歡，取其精華，然後合為一體，為善惡自成一家，呵呵，對友善對敵惡。先惡而後善，又或者先善而後惡。因勢而用，隨機應變。哈哈哈。我無聊你無聊大家都無聊，吃飯了沒？咱喜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喜歡對朋友如春天般溫暖，對敵人如秋風掃落葉。更喜歡求同存異，理性思維矛盾，理性處理衝突。這樣子的算那個啥的？是不是很軟骨頭？在己弱敵強無法根本改變的時候，也喜歡與敵人抱同歸於盡的想法，是不是很粗暴？完了，咱是不是傻瓜了？

我們最大的悲劇就是非黑即白，一山不能容二虎等等思想。諸子百家的學說代表言論自由，每個學說的站的角度不一樣，都是相輔相成的

道儒墨法，其實是中中國人治世的四大功能，缺一不可。

以道家，來養性修心，兼習智謀，使人有退有進，縱橫捭闔，是帝王心術。

以儒家，來教化人心，控制思想，使人們擁有統一的道德修養觀念，是馭臣民之術。

以墨家，來和平發展，使各國家民族儘量相安無事，是外交之術。

以法家，來強化統治，使不安定因素得到鐵腕治理，是維穩之術。

這所謂四大派，其實又是辯證統一的，同時稱為國家之術。

兩千幾百年前，中國曾經歷過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正是鐵器取代青銅器，封建制取代奴隸制的時代，即春秋戰國時期，歷時五百五十年。史稱“諸子蜂起，百家爭鳴”。號稱“諸子”，“百家”，言其學術的繁榮。其佼佼者主要有儒，墨，道，法，名，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尤以儒，墨，道，法幾家影響最大。

縱觀歷史，每當人類社會處在歷史性的變革時期，社會階級就不得不去思考一個重大問題：社會歷史究竟應向何處去？作為各階級代言人的思想家們，就不能不依據本階級的利益作出種種回答，並彼此詰難，相互爭辨，從而形成“百家爭鳴”，思想空前活躍的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百家爭鳴”是中國古代史上新舊制度交替時期的一場政治大辨論。

百家爭鳴時代始於春秋，周王朝的“禮崩樂壞”，標誌著作為統治思想的奴隸主階級的思想開始瓦解。當新興地主階級站立起來，“分公室”，“變法令“，“開阡陌”，割據稱雄的時侯，也正是百家爭鳴時代的鼎盛時期。秦王政登上皇帝寶座下令“焚書坑儒”，這表明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己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從此，百家爭鳴的時代就成了歷史了。

歷史告訴人們，任何事物都是在對立的鬥爭中發展的，學術問題的探討尤其是這樣。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促成了古代學術文化的空前繁榮，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所以說我根本就談不上贊成哪一種學說，這些學說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