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推行黃老無為而治，實際上只是鑑於秦朝暴政，二世速亡的歷史教訓，而採取的糾偏性質的變革。當然，西漢初統治者並不會天真到真的認為什麼都不做，就是無為而治，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於如何理解“無為而治”，如何真正的認識黃老學派與黃老思想。

以劉邦為核心的西漢初統治集團絕大多數人都出身於社會的下層，他們對秦朝的暴政，對人民翻天覆地的偉大力量，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因此，他們執掌政權後，雖然國家制度大體沿襲秦制，但統治方式必然要改弦更張。

秦末農民起義及後來的楚漢戰爭，雖歷時較短，但對社會的破壞，非常嚴重。國力凋敝，民生困苦。皇帝尚且湊不夠四匹大小毛色的馬拉車，丞相以下或乘牛車。在這樣近乎一窮二白的環境中，休養生息是當務之急。如再象秦朝那樣濫用民力，橫徵暴斂，虐待民眾，則覆車之危，指日可待。

不過，我們以往對無為而治的誤解，實際上是受了傳世文獻有關的記載影響所致。這一誤解的根源，在於《史記》《漢書》的《曹參傳》所記載的西漢初大力推行黃老無為而治的曹參的有關事蹟。

《史記》《漢書》的《曹參傳》所記載的曹參種種事蹟，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就是毫無作為。

活脫脫的就是啥都不做的形象！但這只是黃老思想的表象。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部文獻，合稱為《黃帝四經》。

從《黃帝四經》有關論述來看，西漢初的黃老思想應是在《老子》思想基礎上，關注政治、社會，進而形成的一種思想體系。它關注的是國家的禍福、成敗、得失、興亡，對此，帛書作者認為，這些現象都是按照內在的規律和邏輯產生、發展、變化的，

既不能透過宗法倫理道德，也不能透過人類的理性的自覺來加以解決，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力量、智慧的較量與鬥爭。而刑德並用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手段。它主張清靜無為，相對於秦代嚴刑酷法而言是一種根本的轉變。但就其實質而言，依然秉持的是法治立場。它糾正、改變是秦對法治的毫無節制的濫用。

本質而言，黃老思想是一種法家思想，它不主張依靠道德說教、宗法情誼、理性的自覺等方式來保持國家、社會秩序，而是認為只有法律、吏治、強力才是鞏固統治、維持秩序的可靠手段。

因此，西漢初統治者與黃老思想一拍即合，黃老思想成為西漢前期的統治思想。

因為劉邦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所以，劉邦立刻採取措施：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

這時，劉邦要陸賈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鑑。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

所以，“道大於無為”。所以，黃老思想在這個時候受到政治社會的重視，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

這時政治社會側重於黃老的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垂拱而治。其重點在於從統治術的角度來利用黃老學說。

這樣：文帝、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皆讀《老子》，尊其術”。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劉邦時就開始增減賦稅，規定田租十五而稅一。

儘管劉邦本人對學術一竅不通，但“約法省禁”舉措所蘊含的清靜簡約指導思想，可視為西漢前期的“黃老之治”的先聲。

黃老之道，說白了就是如何解決吃飯問題，肚子問題；而後來的儒家思想是解決思想問題，腦子問題。吃飽飯了，就要進行思想教育、思想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