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你應該問錢鍾書，別人的分析都是別人的，始終不是錢鍾書的。

我們很多實際都是很八卦的，比如呂布如果不喜歡貂蟬，會不會成為三國的一個王，曹操如果不讓司馬懿做官，會不會有晉朝，與其說是八卦，不如說是無聊的瞎想。

很多文人在寫書的時候，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想法，也會有很多歷史際遇，有人說是當時的環境不允許他寫，也有的人說是因為他不想寫，還有的人可能會說寫不了這樣的作品了等等，這基本上都是無稽之談，因為這些原因可能都有，也可能都不是。

就像周杰倫一樣，有的人說周杰倫已經江郎才盡了，也有人說周杰倫的作品越來越沒味道了，實際上不是周杰倫江郎才盡了，也不是沒味道了，而是現在新的明星層出不窮，有才的也越來越多，周杰倫可能做了很多作品，但是作品他可能不太滿意，或者寫了一首，剛好別人出了跟他曲風很接近的，又或者說周杰倫壓根不想再寫了。

所以不要去猜測錢鍾書為什麼不寫了而是要去思考那句，在城牆裡面的人想出來，想城牆外的人想進去。明白了這句話，估計也能明白他為什麼不寫了。

圍城之後，錢先生本來還誰備寫一部《百合心》，套路與《圍城》一樣，一層層剩下去，剝到最後什麼都沒有。是個哲理性主題。但因為後來政策緊了，父化人挨批判，文學作品全打成了毒草，錢先生教學任務也緊張，便沒再寫。很可惜，中國文學史上少了部好小說。感謝改革開放，錢先生若健在，我們可能還有幸會讀到《百合心》！

錢鍾書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學貫東西，嗜書如命，曾立志橫掃清華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後，在清華大學擔任過外文系教授。

錢鍾書因週歲“抓週”時抓的是一本書，故取名“鍾書”。人如其名，錢鍾書一生鍾情於書，讀書不倦、嗜書如命。

1941年，錢鍾書來到了上海。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同年珍珠港事件爆發，錢鍾書因此被困於上海。

正是由於他困頓於上海淪陷區時期的情緒和經歷，對《圍城》的主旨和書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後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衝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鍾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圍城故事發生於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鴻漸是個從中國南方鄉紳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於家庭壓力與同鄉周家女子訂親。但在其上大學期間，周氏患病早亡。準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寫的唁電感動，資助他出國求學。

方鴻漸在歐洲遊學期間，不理學業。為了給家人一個交待，方於畢業前購買了虛構的“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並隨海外學成的學生回國。在船上與留學生鮑小姐相識並熱戀，但被鮑小姐欺騙感情。同時也遇見了大學同學蘇文紈。

書中的主人公方鴻漸的家鄉是以打鐵、磨豆腐出名的。有人讀到這裡，不免得意地說：“這不正是無錫嗎？錢鍾書不正是無錫人嗎！”

若因此便斷定方鴻漸就是錢鍾書，恐怕是極為不妥的。

雖說二人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來自無錫，都曾因岳父幫助而謀得一職，並且都曾在大學任教。但事實上，方鴻漸只是錢鍾書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

據錢鍾書所說，方鴻漸的取材源於他的兩名親戚，一個志大才疏、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擂。

《圍城》出版以後，他們兩人都讀了這本書，但並沒有認為方鴻漸的形象就是自己。

實際上，不會有任何人願意承認自己就是方鴻漸——不過，可能真的有這樣的巧合，現實中就存在著一個方鴻漸一樣的人。

《圍城》一書是錢鍾書“錙銖積累”而寫成的，小說沒有明確的故事線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瑣碎的見識和經歷”拼湊”成的瑣碎的情節。就一般而言，情節瑣碎的書必然要有絕佳的言語表達才能成為一本成功的作品。錢鍾書的《圍城》果真是把語言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因此，讀《圍城》不能像讀一般小說那樣只注重情節而忽視語言了，如果那樣的話（忽略其言語），《圍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圍城》裡面的精言妙語是這部小說的最成功之處，也是最值得賞析的地方。

善用比喻《圍城》中的妙喻有三種，一是真實的寫景寫事物的形象比喻，讀來令人?>舒暢，感覺恰到好處。二是抽象的思維和感覺運用具體的物象來比喻，或者反行之，讀來讓人覺得新奇，玄妙。第三種是利用喻體和本體在價值等級上的強烈反差邏輯性，達到對物件的嘲諷貶抑，使作品更顯詼諧、幽默。

《圍城》的象徵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侷限於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於人生各個層次的。後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並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鍾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徵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

楊江打掃廁所，種菜，剃光頭。在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錢鍾書一家吃盡苦頭，消耗精神體力，浪費時間，自然成為錢鍾書不寫第二部小說的原因。

錢鍾書是一個學者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實踐者。表面上看錢鍾書是博大精深的學者，無所不能的學問家，其實，他所有的學問都是辭章之學，他的一切學問都是為他的修辭學服務的，在鳥瞰世界學問之後，他開始構建自己的修辭帝國。錢鍾書寫短篇寫長篇，寫散文寫選注，都是為了實踐他的修辭思想。《圍城》中307個比喻句，讓小說贏得很多讚譽，同時這部小說也讓他很不滿意，沒有達到自己的要求。在萌生寫《百合心》的念頭後，他又開始對《談藝錄》和《管錐編》進行繁重的補寫工作，大量時間用在了學問上，導致他《圍城》之後，沒有時間寫完《百合心》。錢鍾書是一個實踐的作家，對漢語的修辭實踐做出了貢獻。雖然《圍城》中“像”字句，“好比”句過多，但是並不影響他對中國文學，漢語修辭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