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土文物中，我們知道可考的最早漢字是甲骨文，它源於圖畫，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所謂書畫同源。人視其物，畫其形以記。然則，畫畫比較費時，為了提高效率，線條逐漸抽象化，規整為點、橫、撇、捺、折、斜勾等。依次出現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行、草的書寫形式。遠古的人們無法考證漢字起於何時、何由，於是認為是某個神人創造的。西漢《淮南子》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這是對漢字生世的猜想，更是對漢字奉若神靈的敬畏。文字是文明的確切記載，是交流的重要方式，是學習的重要途徑，亦是傳播最長遠最有效的方式，因而具有了神性，受到人們的頂禮膜拜。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這是將文字與經藝、治國相聯絡，顯示出對文字的神聖地位的尊崇。可以說，漢字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在中外戰爭的連連失敗中，人民飽受欺凌，仁人志士不斷分析中國羸弱的原因，救亡圖存。環顧列強，均是不同於中國的文化，於是將罪歸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字。很多學者將漢字看成了罪惡的化身、革命的目標。譚嗣同號召“盡改象形文字為諧聲”。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誌4月號發表文章《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認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陳獨秀贊成“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亦“極贊成”此種觀點。史學家傅斯年主張“漢字絕對應當用拼音字母替代，漢語絕對能用拼音字母表達”。蔡元培也贊成採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而魯迅來得更激烈：“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他還說，“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於是，漢字從神聖的高峰垂直降落到罪惡的深淵
從出土文物中，我們知道可考的最早漢字是甲骨文，它源於圖畫，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所謂書畫同源。人視其物，畫其形以記。然則，畫畫比較費時，為了提高效率，線條逐漸抽象化，規整為點、橫、撇、捺、折、斜勾等。依次出現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行、草的書寫形式。遠古的人們無法考證漢字起於何時、何由，於是認為是某個神人創造的。西漢《淮南子》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這是對漢字生世的猜想，更是對漢字奉若神靈的敬畏。文字是文明的確切記載，是交流的重要方式，是學習的重要途徑，亦是傳播最長遠最有效的方式，因而具有了神性，受到人們的頂禮膜拜。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這是將文字與經藝、治國相聯絡，顯示出對文字的神聖地位的尊崇。可以說，漢字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在中外戰爭的連連失敗中，人民飽受欺凌，仁人志士不斷分析中國羸弱的原因，救亡圖存。環顧列強，均是不同於中國的文化，於是將罪歸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字。很多學者將漢字看成了罪惡的化身、革命的目標。譚嗣同號召“盡改象形文字為諧聲”。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誌4月號發表文章《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認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陳獨秀贊成“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亦“極贊成”此種觀點。史學家傅斯年主張“漢字絕對應當用拼音字母替代，漢語絕對能用拼音字母表達”。蔡元培也贊成採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而魯迅來得更激烈：“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他還說，“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於是，漢字從神聖的高峰垂直降落到罪惡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