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力量對比來看，元軍不僅有陸上優勢，海上力量由於金朝漢人張弘範等的大力發展和南宋也不相上下甚至超過流亡朝廷了，1276年謝太后投降後留在杭州的南宋海上力量幾乎都被元軍收歸己有了，而陸秀夫、張世傑的船隊基本上都是在浙江、福建沿海招的民兵，與正規軍相比當然相形見絀，這也是為什麼崖山海戰時南宋10萬vs元1-2萬仍被團滅的原因之一。這樣看，臺灣並不一定就安全。

其次，從1276年謝太后投降後的形勢來看，還舉義旗支援宋的地區就只有兩廣、福建、江西一帶，這些地區對流亡朝廷來說還屬於可控的已開發地帶，可以說是小小半壁江山，此時確實有機會逃亡到臺灣，但是和剩下的地盤比，臺灣微不足道而且未開發，而且流亡朝廷看起來還有些許機會翻盤，還可以做困獸之鬥，當然不會倉促丟掉那麼大的地盤跑到臺灣。

再次，等到流亡朝廷從浙江-福建-廣東一路流亡過去後，1279年的時候，由於控制地區被壓縮到了廣東珠三角和海南島一隅，即使再想逃到臺灣也不可能了。1279年崖山海戰前，流亡朝廷當時設想的繼續逃亡路線是到占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南部，是想離元軍越遠越好。而且事後諸葛亮一下，如果崖山海戰前流亡朝廷就逃到占城了，而張弘範由於後勤、力量對比等原因也不想追了，可能還真就苟安了，因為元滅南宋後沿越南海岸線南下時被越南北部的陳氏王朝阻攔後就再也沒有繼續南下了，當然如果元為徹底安定宋地而斬草除根繼續南下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扯遠了。

這個問題基本不成立。首先一點，臺灣的發展由於孤懸海外，在宋之前航海技術不發達，與外界交流基本隔絕。三國時期吳國丹陽太守沈瑩所作《劍臨海水土誌》 說到山夷處於石器時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頭、刀斧等，可見當時仍處於原始社會，經濟文化極為荒蠻； 到了隋代，大業三年(07年)，煬帝派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到了流求，因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煬帝次年再派朱寬前往招撫，流求仍不服從，朱寬取其布甲而還。大業六年(610年)，煬帝派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領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渡海，到流求。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是商旅到來，紛紛至軍中貿易，這說明當時大陸與流求之間出現了商業往來，擺脫了石器時代。直到宋代，漢民開始規模化渡海來臺灣，才開始促進臺灣整體步入文明社會，但也僅限於沿海航線碼頭區域，內部山高林密，交通不便，還處於原始部落社會。 如清人朱仕的《琉球漫志》說，臺灣用錢，還多是北宋年號的錢。臺灣從始至終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也說明直到清代以前，島上發展緩慢，與中原文明存在較大的代差。

在這種情況下，臺灣沒有一定程度的文明和必要的經濟基礎、物質條件，作為當時處於世界文明頂端的南宋王朝統治階層而言，決定了它不會把臺灣做為諸多選擇中的任何一項，就如同一個現代人去甘心自我流放到荒島上，意味著永遠看不到未來可能的一點希望。

另外一點，即便是南宋在偏安之初，有先見之明的意識到了危機，短短150餘年，來全面經營臺灣作為政權的最後落腳點，時間上不夠，再者需要的大規模的人才、資金支撐，想來偏弱的南宋政權，又哪來這麼大的號召力？

以上決定了這個推論不可能成立。

倒有可能,但不是絕對!宋朝在一開始就積弱不振,只有開國兩個皇帝還像點樣,歷精圖治穩定民心,至於後面幾個不是荒廢朝政舞文弄墨,就是耽於享樂不理世事,所以才有皇帝被虜情形,因此,有關宋朝結局的各種可能性均難臆測,即使逃到臺灣隔海對峙,兵不強馬不壯且人心渙散,依我看,蒙古大軍除非不理不釆,雄據中原而知足,宋朝或可在臺灣苟涎殘喘,否則不需一兵一卒,只要心戰喊話遣使勸降,恐怕也支撐不了好久,因為,一國戰力之強大與否跟民心以及當政者意志密不可分,以宋朝末年態勢,不菅逃到哪裡都難臻敗亡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