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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折緣

    說實話,曾國藩其軍事水平,在那一時期,真的屬於不給力的水平,當然,這只是站在具體指揮戰爭的角度而言,然而老曾這個人,厲害的在於治軍,而不在於行軍打仗。

    “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一訓練之勤”的新式武裝

    軍事史學家克勞塞維茨曾經說過:“現實戰爭無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現.........因為戰爭是由政治產生的,政治是頭腦,戰爭不過是工具。”

    理解了這句話,我們再來看曾國藩治軍,就能更加明白其中政治在軍隊中的重要意義。(我黨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建設,大抵也有從曾國藩治軍那裡得到一些經驗和教訓)曾國藩以儒生治軍,其湘軍又一“義師”自詡。故湘軍出戰伊始,他就頒佈了一紙討伐太平天國的檄文。

    聲稱:“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但太平軍暴亂,卻使得“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

    他認為:“此豈獨我大清之變,奶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於九泉,凡談書識字這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由此可見,曾國藩在決定組建湘軍對抗太平軍伊始,就已經把自己的軍隊在政治上提高到了保衛天下讀書人,保衛儒家,保衛思想文化的高度。

    既然是一支打著“衛道”旗幟的“新式軍隊”,要打得過太平軍,訓練出比舊綠營更加強悍的軍隊,那麼軍隊的思想教育,就是十分關鍵的存在。

    老曾同志在19世紀就已經領悟了政治思想教育對一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性。首先,他以“仁”、“禮”為治軍思想之源,“忠”、“信”為行軍打仗之本,以此作為其治軍的指揮思想。

    而曾國藩在具體治軍的過程中,其思想之中又處處體現出“中庸”之道。

    首先,他改革了原有軍事體制而實行招募制,並堅持過猶不及、寧拙勿新的原則。招募時嚴格篩選,所募湘勇必須是技藝嫻熟,年輕李莊,樸實而有農夫氣者為上。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概不收用。

    而在選將方面,老曾的總體標準是“忠義血性”。他認為凡是可用的將帥之才有四個突出特點“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料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月營物整齊。”他選將以樸實廉潔為本,尤其不喜歡那些沒有真才實學卻又愛巧言令色、偏好出奇志新的人。

    劉邦會用人,最終在楚漢之爭中勝出,而老曾跟劉邦有點相似,他深知自己是那種“用將則勝,自將則敗”的人,要以文人身份帶好兵,就必須學劉邦那樣儲才養望,集眾智於一身。

    但要求一個利益放一邊,道義第一位的人是特別不容易的,所以曾國藩“為求智深勇 沉文經武緯之才,夢以求之,焚香 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不得不說,老曾用人識人很厲害。他的幕府近乎匯聚了當時前廓所有的精英人才,這些人奠定了他成就以後事業的牢靠基礎。

    而在軍紀方面,曾國藩“寧可失之以嚴,不可失之以寬”,要求湘軍殭屍平時嚴格訓練,要忍得跋涉飢寒之苦適應殘酷艱辛的戰爭,認為精神是愈用愈盛的,只有日夜勤加操練才能練出好兵。

    同時在嚴格要求中又講求仁厚,寬嚴相濟。他懷柔以體恤部下,帶兵如帶子弟,以誠信加以感召,恩禮有加,同時又十分注重軍民關係,把中庸之道運用得遊刃有餘。

    曾國藩是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創者,自稱“無率兵之才”,但卻極有訓將之才。他用儒家精神練兵,以自身修養感化將士,把思想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有力結合。

    老曾十分注重“禮”在軍隊建設中的重要性。除了建軍之初為軍隊正名的“衛教”宣言外,他在軍隊中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禮儀規範和行為準則。湘軍制定的軍禮形成嚴格的內部登記規範,建立了嚴格的營制,在營中貫徹長幼尊巴觀念,革除掉原來綠營軍兵兵將不知的積習,對新募之兵,第一件事就是教他們做人之道。同時,老曾還編寫了《愛民歌》鄧通俗易懂的歌謠,作為湘軍識字知禮的教育讀本。

  • 2 # 史學微末

    大家知道,對於中原的漢人來說,滿清是個異族政權。雖然憑藉著巨大的文化包容性,滿清慢慢的被漢化了,但骨子裡,滿清皇帝對於漢臣的使用是懷有戒心的,不會賦予他們巨大的權力——尤其是兵權。

    但是為何晚清會出現曾國藩、李鴻章等一大波權勢熏天的漢臣呢?尤其是曾國藩,在他的巔峰期,甚至擁有與清廷分庭抗爭、取而代之的實力。

    這其實要感謝洪秀全。

    洪秀全發起的太平天國起義,憑藉因宗教而產生的巨大凝聚力,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蔓延了大半個中國。轉眼間,滿清的半壁江山已落入太平軍之手。

    而滿清的正規軍八旗兵、綠營兵,此時早已糜爛,在太平軍面前根本不堪一擊。

    八旗、綠營依靠不上,清廷只好下放權力,讓地方的漢人士紳自己組織團練,一來自保,二來替國家出力。

    這其實是一種死馬當活馬醫的無奈之舉。

    但就是在這種形勢下,丁憂在家的侍郎曾國藩,硬是練出了一支鋼鐵之軍——湘軍,擊敗了太平軍,把滿清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可以說,湘軍就是滿清的續命靈丹。

    問題來了。

    問題有二。第一,既然滿清是異族政權,而且太平天國也打出了“掃除妖孽,廓清華夏”(類似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那麼,漢人士紳為何願意為異族的清廷賣命呢?

    這源於信仰。太平軍千不該萬不該,最不該把士紳們的精神圖騰——孔子,打翻在地。把孔子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相當於把士紳們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而滿清,雖然是異族,卻仍然把儒教奉為國教的。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漢人士紳當然站在清廷的一邊。

    第二個問題,作為漢人士紳的代表,從未擔任過軍職的儒生曾國藩,為何能帶出一支戰鬥力那麼強的湘軍呢?

    這個問題,細說起來很複雜。但要說其根本,其實很簡單:曾國藩抓住了“人情”,“金錢”。

    一直以來,中國都是一個人情社會。曾國藩建立湘軍,就緊緊抓住了這一點。湘軍的特點是“兵隨將轉,兵為將有”。曾國藩派去招兵的人,要麼是他的親友,要麼是同鄉,要麼是師生,都是與他關係很鐵的人。這些人,只聽命於曾國藩,不知有他人。

    而這些處於湘軍頂端的人,又派出自己的親友、同鄉、師生、故舊去徵兵,以此類推。一直到最低端,那些直接徵召士兵的人,你徵來多少兵,就給你多大的官職。而徵來的這些兵,只認徵召自己的人,不知有他人。而且,這些士兵之間又有著同鄉、親友等親密關係,在戰場上能夠捨命互救。

    如此一來,透過一層層的人情,曾國藩牢牢控制著湘軍。可以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指哪打哪兒。

    另外,曾國藩的湘軍,只徵農民兵,保證了湘軍內部價值觀的一致。

    其實還有更加重要的一個原因,這個問題現在看起來很是俗氣,但是也是最實在的東西,那就是金錢了,可以說湘軍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曾國藩不會給他們灌輸國家的概念,當然保家是一個原因,在加上金錢的作用,這才能保證這支軍隊有著足夠的凝聚力了。

    從某曾國藩這個人打仗說實在的並不是如何的高明,這一點並沒有貶低這個聖人的意思,而是就事論事,他組建的這支湘軍,原本就不是國家的正規部隊,所以肯定是沒有國家給予的工資的,所以想要組建軍隊,也就要有一大筆銀子去養活這些人,而為了籌集這些資金,曾國藩也是想到了很多的辦法,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兩招,一個是靠賣官去實現,另外也就是在一些碼頭設定關卡收取保護費了,按說這樣的方式,湘軍計程車兵肯定是分不到多少銀子的。如果是這樣的想法那就是錯誤的,曾國藩不但能夠搞到很多的銀子,而且從來不拖欠士兵的工資,甚至他們的收入都是那些朝廷正規軍隊不能夠比得上的,那麼這些湘軍計程車兵和武將的收入是能夠達到多少呢? 一個普通計程車兵,每個月能夠獲得6兩銀子,一年也就是能夠得到72兩銀子的數量,而綠營計程車兵一個月才僅僅2兩銀子,最重要的就是他們的武將還經常剋扣士兵的軍餉,這樣看起來的話,湘軍的待遇是非常高的了,而中層的幹部一個月的俸祿是能夠達到50兩銀子的,在加上一些其他的收入,每個月是能夠達到200兩收入的。 而當時的清朝的縣令一年的收入加上養廉銀的話,也才只有1200兩,平均沒一個月僅僅100兩銀子,而提督這個樣的高階武官年薪也是有2000兩,還遠不如湘軍內部一箇中層幹部呢?能夠給將士們這麼高的收入,難怪湘軍的戰鬥力會如此的強悍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湘軍打敗太平軍,是一支農民軍打敗了另一支農民軍。不過,太平軍的凝聚力來自於宗教,而湘軍的凝聚力則來自於人情與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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