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是一對矛盾體。

先舉個例子：假設甲和乙兩人本在同一階層，但是甲比乙努力，所以兩人去世時甲家庭的財富大於乙。

甲兒子出生時條件比乙優越，其創造更多財富的可能性就更大。這樣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甲的後代相對於乙而言就會變得越來越富(陳述整體現象，不排除個例)。

n年後，乙家族的新生青年看到甲家族如此富有，問道：“為什麼社會如此不公？為什麼我不能和他們站在同一起跑線？”

世人聞之，皆感嘆社會不公。可仔細一想，如果兩人真的站在同一起跑線，那公平嗎？

以上只是從單個家庭的方面來分析貧富差距。其實，從宏觀上來看，社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亦在於『私有財產』。

社會財富的隨機積累必定會使富有的人愈發富有，貧窮的人則愈發貧窮——這就是兩極分化，也是自由資本主義必然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

前期的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其原因也在於此。

可是，一旦取消了私有財產，天下公有，人們奮鬥的動力就會隨之不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停滯(人民公社化運動失敗的原因——反正奮鬥的結果不是自己的，幹嘛還要努力)。

所以，馬克思後來又補充道，實現共產主義的前提必須是：人民思想覺悟高度發達。

在現階段(包括可預見的未來)，經濟發展與社會平等是一對矛盾體。經濟自由發展必然造成社會不平等，而絕對的平等必然造成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因此，在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方面，私有財產是原罪；

但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面，私有財產是原動力。

正基於此，社會主義也逐漸有了市場經濟(1978年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而資本主義也慢慢開始了宏觀調控(1933年羅斯福新政)。

也因此，遺產稅(消滅或減少遺產，降低新生青年之間的原始/天生差距，以使新生一代儘量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才會逐漸興起。

科技進步亦是如此。如果不加以政策的傾斜和宏觀的調控，科技的進步必然會使上層階級所掌握的資源（相對)越來越多，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當然也會越來越加劇。

科學技術是一種人類認識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方法，理論上它的發展無論有多快或者多慢，都不會導致人類的不平等，因為使用者在於人。

我們經常擔心的能導致社會的不平等科技發展，一般是涉及到社會經濟分配問題和基因改造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都牽扯到人類生存的基礎公平性問題，人權問題。例如：某個國家的某個公司，因為在某一方面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其產品完全壟斷了世界市場，其產品的價格和產量都是自己說的算，所以它在短期內能攫取大量的社會財富。那麼這個公司的主要幾個人便能在短期內佔有社會大量財富，從而形成社會財富的極端分化。

特別是在當代社會，科學技術領域嚴重分化細化，任何一個科技行業只要能在市場上形成壟斷，便能在短期內形成財富爆炸。所以我們嚴重警惕的應該就是壟斷，政府的職能就是調節社會財富的分配，保障大多數人的公眾利益。只要社會稅收制度合理，財富的二次分配就能使大多數普通民眾真正的享受到科技發展帶來的經濟分紅。

所以科技問題其本身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人的自私和膨脹是否能得到社會上的制度制約。其最終還是要回歸到人的問題。這個社會最終還是人的社會，人的自私最終也是為自己生活的更好，我們是共同生活在一個星球上的物種，所以最終人的命運還是會聯絡到一起的。

在地球上有233個國家沒有統一的情況下，如何能讓本國的科技，既能得到快速發展，又能使本華人民享受到科技的紅利還不能讓科技行業的精英因為本國的稅收制度流失到國外，這的確需要一些制度上的精確考量和政治手腕。

所以人的社會問題最終都是一個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