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梁建國便準備修撰唐史，結果史館因為資料缺乏，未能修成，後梁不久覆滅。後唐明宗李嗣源時，汲取經驗教訓，先蒐集資料，再籌備唐史修撰工作，可惜資料收集完備後，後唐覆滅，於是到了後晉時期，唐史修撰工作才正式開始進行。

後晉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後晉朝廷敕命修撰唐史，宰相趙瑩檢修，修撰者為張昭遠、、賈禕、趙熙等人。後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舊唐書》修成，不過此時宰相趙瑩已經罷相，新任宰相劉昫頂替監修之名，劉昫其實從未參與修撰工作，但最後《舊唐書》署名撰者卻是劉昫，反而有主持之功的趙瑩和秉筆撰作的張昭遠、、賈禕、趙熙等人，罕為人知，令人唏噓不已。

《舊唐書》歷時不過三年而成，雖然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收集資料，事先也做了很多準備，但撰寫仍不免倉促。其前半部分全用唐廷遺留下來的官方史料《實錄》、《國史》的舊本，未做更改，故避諱、隱晦之語數不勝數，造成很多記載模糊不清，甚至有自相矛盾之處。而且由於五代十國戰亂頻繁，書籍資料大量散佚，雖然收集資料歷經後梁、後唐、後晉三朝，但是實際跨度不長，所以《舊唐書》記載缺失之處很多。

最重要的是《舊唐書》的史學思想可以說是平庸，完全沒有繼承前輩唐代史學大家劉知幾、杜佑創造的學術成果。

盛唐史學大家劉知幾（唐高宗時期）私撰《史通》，詳論史書之體例及內容，闡述自己對史學的見解，是中國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劉知幾認為史學家須兼備才、學、識三長，尤重史識。強調直筆，提倡“不掩惡、不虛美”，“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尚實用，反浮詞，抨擊六朝駢文的頹靡之風，反對華而不實的辭賦，主張運用當代通用的語言，反對依仿古語，反對形式模擬。

這些論點，，乃是中唐古文運動之先聲，都給後世史學家、散文家以啟發和影響，這其中就有中唐史學大家杜佑（唐德宗時期）。

杜佑博覽古今典籍及歷代名賢論議，考溯各種典章制度的源流，耗時三十六年，撰成《通典》二百卷，並以說、議、評、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以《通典》示勸誡。《通典》成書於唐貞元十七年（801年），歷時三十六年，可以說是杜佑嘔心瀝血之大作。記述了遠古黃帝時期至唐朝天寶末年的制度沿革，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典志體史書，創立史書編纂的新體裁，開創中國史學史的先河。

《舊唐書》中也借鑑了杜佑的開創的新體裁，可惜只得畸形，除了《食貨志》較好外，其餘平平，至於史學思想和文作之風則完全與劉知幾強調的直筆、尚實用，反浮詞背道而馳，避諱、隱晦之語數不勝數。所以到北宋時，宋仁宗在臣下的紛紛要求下，設立史館重新修撰唐史，歷時十餘年撰成《新唐書》200卷。

南宋以來，《舊唐書》長期廢置，明後期才開始由私人刊印，清朝乾隆年間修撰《四庫全書》，《舊唐書》列入“二十四史”，終於得以正名。

《新唐書》的15卷〈表〉，《舊唐書》之前的史書都是沒有的，並且在50卷〈志〉中撰寫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中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影響深遠。

但就史料豐富而言，《舊唐書》遠勝《新唐書》，故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取材《舊唐書》多，而取材《新唐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