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用於交流的，需要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文字體系的形成需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由少變多，由簡單到複雜，由具象到抽象，才能達到實現無障礙的交流。試看中華漢字幾千年來，由甲骨文到鐘鼎文到小篆，再到隸書到草書到正楷體，字數由數千到萬餘，再到今天的六萬多乃至十萬多，今後還會有新造之字產生，即可知，漢字是不可能由一個具有神奇智慧的人物憑一己之力可以創造出來的。即便有那一個神人能造若干字來，也需得到社會的認可才行。

古書中說蒼頡有四目，造字之時，“天雨粟，鬼夜哭”，種種荒誕不經之說，實是古人的想象而已。古人因神道設教，自神其說，今之君子知有些一說可也，豈可遽信之！

肯定真有其人！否則，字是誰造滴？是勞動人民的歷史創造嗎？是的，這個勞動人民非普通人民，應指:以倉頡為代表的歷史祖先！是他們、及他們的傳承關係，發明、傳承，創造了中國文字！

造字方面的考證方法較多。今天以知識考古學原理分析，宜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造字目的何在，一個是造字作坊何在。

首先是目的何在。華人的一般思維模式是名字叫什麼，就是什麼地方的以及幹什麼職務的。例如丹朱是丹國的朱，寒浞是寒國的浞。那麼倉頡是倉國的頡。頡在西漢時期有過侯爵之名——羹頡侯。這個名字可以幫助理解頡有采擷統計的職能。目的是為了標記盈餘公積物品。

再說說作坊何在。倉國在哪裡？古人給出來一個字謎:“天雨粟，鬼夜哭”。天雨粟，委以禾也。鬼夜哭，慰藉其靈魂也。委靈於鬼，魏也，傳承文明成果也。謎底是“魏”。

從文物發掘來看，魏國出土文物《汲冢書》在史實錄方面堪稱自成一家，上至華夏文明之始，下至當時的魏侯，震古爍今。

魏國是中原的中央，距離五帝的都城有地緣優勢。

有一部分神話傳說，但不完全是傳說。

倉頡造字的神話傳說是有出處的，按山西《平陽府志》記述”文字即成，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為潛藏，今城南有倉頡故里碑“。說的是在山西平陽有倉頡的碑文。

至於是否有倉頡其人，現在各地都有流傳，據《萬姓統譜·卷五十二》：記載，“上古倉頡，南樂吳村人，生而齊聖，有四目，觀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乃軒轅黃帝之史官也”。

現在普遍認為漢字由倉頡一人創造只是神話傳說，上古時期，早期先民以結繩記事，後來為了方便，慢慢產生了文字，《易經》有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意思是上古的人們結繩治事，後世的聖人用文字代替它，從此百官都能用文字治理政事，百姓都能憑文字明察事理了。

而文字的形成多見於甲骨文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普遍認為是上古先民從簡單畫圖和動物形象產生的。

據《說文解字》記載：”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就是說，倉頡是從那些捕獵人按虎、狼、牛、羊的腳印捕獵的故事中得到啟發，以鳥獸魚蟲的形象創造除象形文字。

而文字的產生又和作為占卜的易經有著莫大的關聯，從易經的記錄便可見端倪。《易經》繫辭曰：”古者伏羲氏，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鳥獸之紋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網罟以為漁獵；神農氏削木造耜，揉木為耒，取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及至黃帝，通前人之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而倉頡作為黃帝時期的史官，記錄天時、四季、農時、漁獵以及占卜等氏族文化只憑結繩記事是不現實的，是在前人的文字基礎之上進行文字改良創新。

文字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倉頡作為黃帝史官，為了記錄方便，將流傳於先民時期的文字加以蒐集、整理改進和使用，在漢字創造流傳的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所以說倉頡是確有其人，只不過在後世流傳的過程中，漸漸神化，成就了”倉頡造字“的神話故事，而漢字形成本身，是中國古代先民集體智慧慢慢演化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