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洵，明萬曆皇帝的第三子，因國本之爭失敗（古代嫡長子繼承製），就封洛陽是為福王，1641年洛陽城為李自成攻破，被起義軍殺死。關於福王的死法，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直接殺死，收屍安葬
《明史》記載：洛陽城破以後，“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並且在兩名太監的懇求下，李自成同意為其收屍，“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死”。
但對於朱常洵的死法和具體死後李自成有無損毀屍體，正史並無描述。
2.割肉煮酒，全屍安葬
《流寇志》記載：“王見自成，色怖乞生……賊置酒大會，臠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屍王城下，承奉二人乞葬王而就死,自成許之。斂王於西關，遂自盡於側”。
可見，該記載雜糅了一些野史，認為朱常洵確實被割肉與其王府內的鹿一起煮了，但李自成並沒有對其分屍，也沒有全部煮了這麼誇張，仍然允許了太監為其收屍，與《明史》的記載較為一致。
3.被肢解下鍋，與鹿肉下酒
最廣泛流傳的版本是這樣的：朱常洵被梟首後，“自成兵灼王血，雜鹿醢嘗之，名曰福祿酒，剔去毛髮，拔掉指甲，又殺掉幾隻鹿，放在一起燉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這樣的描述頗為小說化，並且因為其怪誕誇張程度，往往為更多人所相信。
但真相只有一個，在此我們以“明福王朱常洵壙志”，即其子南明泓光帝朱由崧為他爹寫的墓誌作為佐證：“大明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賊數萬攻陷府城……王獨挺身抗節，指賊大罵，慷慨激烈，與城俱亡。”
朱由崧沒有提及他爹被殺和煮了的事情，儘管有刻意的美化“剛腸浩氣，雖死猶生”，但如果朱常洵真的被折磨至死，並且被李自成煮了，朱由崧勢必要描述一下他爹如何與起義軍抗爭，而後被殘忍殺害，均沒有。
於是可以推測：朱常洵既沒有那麼大義凜然，什麼召集死士與義軍對抗，也不存在被煮了的事實，那麼《明史》的記載便是可信的，即李自成給他留了全屍，並且允許太監安葬。
之所以這樣推斷，原因有三：
一是無論《明史》、《流寇志》，都是清代編纂，與福王死時相去甚久，已是二手素材的彙編。但作為正史，文人的記載會更為考究和嚴謹相較於來路不明、道聽途說的野史，其不為獲取眼球關注度為重。同時，清朝修訂的《明史》，極盡所能醜化和摸黑明朝王室和起義軍，如果真有這樣王室作惡、漢人自相殘殺的史料，相信他們是不會放過的。
二是對比明代其他王室成員的死。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攻克太原後，“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同樣是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6天之內，代王朱傳齊以下的4000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倖免。”可見李自成對明宗室的痛恨，全都是趕盡殺絕，但有烹煮方式的只有朱常洵一個。
與之相對的是張獻忠，張獻忠倒是以嗜殺而聞名，既有屠川之說，其對明宗室更是絕不手軟。崇禎十四年，俘獲襄王朱翊銘“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屍於火”；崇禎十五年俘楚王朱華奎“活沉西湖，宮殿樓閣近千間也被付之一炬”。由此可見，福祿宴這種事更像張獻忠才能乾的出來。
三是民間對明宗室窮奢極欲的做法無比怨恨
由於朱元璋規定的厚待宗室的制度，明代宗室無兵權，卻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更是毫不節制地生育。萬曆年間，蜀王府莊田已經佔有都江堰灌溉的11個州縣土地的7/10。張獻忠破楚王府，“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而僅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經增長到1851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曆年間，已經有了5000多個皇族後代。
與之相對的，是明末各地旱災、蝗災、瘟疫不斷，民如草芥，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因此在崇禎八年，李自成攻破鳳陽，焚燬明皇陵，挖明朝祖墳，表達農民軍對明宗室的痛恨。
朱常洵，明萬曆皇帝的第三子，因國本之爭失敗（古代嫡長子繼承製），就封洛陽是為福王，1641年洛陽城為李自成攻破，被起義軍殺死。關於福王的死法，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直接殺死，收屍安葬
《明史》記載：洛陽城破以後，“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並且在兩名太監的懇求下，李自成同意為其收屍，“桐棺一寸，載以斷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死”。
但對於朱常洵的死法和具體死後李自成有無損毀屍體，正史並無描述。
2.割肉煮酒，全屍安葬
《流寇志》記載：“王見自成，色怖乞生……賊置酒大會，臠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屍王城下，承奉二人乞葬王而就死,自成許之。斂王於西關，遂自盡於側”。
可見，該記載雜糅了一些野史，認為朱常洵確實被割肉與其王府內的鹿一起煮了，但李自成並沒有對其分屍，也沒有全部煮了這麼誇張，仍然允許了太監為其收屍，與《明史》的記載較為一致。
3.被肢解下鍋，與鹿肉下酒
最廣泛流傳的版本是這樣的：朱常洵被梟首後，“自成兵灼王血，雜鹿醢嘗之，名曰福祿酒，剔去毛髮，拔掉指甲，又殺掉幾隻鹿，放在一起燉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這樣的描述頗為小說化，並且因為其怪誕誇張程度，往往為更多人所相信。
但真相只有一個，在此我們以“明福王朱常洵壙志”，即其子南明泓光帝朱由崧為他爹寫的墓誌作為佐證：“大明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賊數萬攻陷府城……王獨挺身抗節，指賊大罵，慷慨激烈，與城俱亡。”
朱由崧沒有提及他爹被殺和煮了的事情，儘管有刻意的美化“剛腸浩氣，雖死猶生”，但如果朱常洵真的被折磨至死，並且被李自成煮了，朱由崧勢必要描述一下他爹如何與起義軍抗爭，而後被殘忍殺害，均沒有。
於是可以推測：朱常洵既沒有那麼大義凜然，什麼召集死士與義軍對抗，也不存在被煮了的事實，那麼《明史》的記載便是可信的，即李自成給他留了全屍，並且允許太監安葬。
之所以這樣推斷，原因有三：
一是無論《明史》、《流寇志》，都是清代編纂，與福王死時相去甚久，已是二手素材的彙編。但作為正史，文人的記載會更為考究和嚴謹相較於來路不明、道聽途說的野史，其不為獲取眼球關注度為重。同時，清朝修訂的《明史》，極盡所能醜化和摸黑明朝王室和起義軍，如果真有這樣王室作惡、漢人自相殘殺的史料，相信他們是不會放過的。
二是對比明代其他王室成員的死。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攻克太原後，“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同樣是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軍又攻取大同。6天之內，代王朱傳齊以下的4000多名諸王宗室皆被殺。其他郡王也幾乎沒有倖免。”可見李自成對明宗室的痛恨，全都是趕盡殺絕，但有烹煮方式的只有朱常洵一個。
與之相對的是張獻忠，張獻忠倒是以嗜殺而聞名，既有屠川之說，其對明宗室更是絕不手軟。崇禎十四年，俘獲襄王朱翊銘“殺之城上，焚城樓，投屍於火”；崇禎十五年俘楚王朱華奎“活沉西湖，宮殿樓閣近千間也被付之一炬”。由此可見，福祿宴這種事更像張獻忠才能乾的出來。
三是民間對明宗室窮奢極欲的做法無比怨恨
由於朱元璋規定的厚待宗室的制度，明代宗室無兵權，卻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更是毫不節制地生育。萬曆年間，蜀王府莊田已經佔有都江堰灌溉的11個州縣土地的7/10。張獻忠破楚王府，“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而僅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經增長到1851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曆年間，已經有了5000多個皇族後代。
與之相對的，是明末各地旱災、蝗災、瘟疫不斷，民如草芥，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因此在崇禎八年，李自成攻破鳳陽，焚燬明皇陵，挖明朝祖墳，表達農民軍對明宗室的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