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古稱刺桐港。清道光《晉江縣誌》載：“（泉州）子城環植刺桐，故曰刺桐城。”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1·地理8》：“五代時，留從效重加版築，繞植刺桐。” 刺桐，落葉喬木，樹皮灰色、有皮刺。原產熱帶亞洲。隨著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的興盛，刺桐由商人傳入泉州，種之街巷，蔚然成風，泉州故稱刺桐城。蕃商因稱泉州港為刺桐港，泉州出產的的絲綢、陶瓷為刺桐綢、刺桐緞、刺桐陶瓷。元代，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於1292年初從泉州啟航離開中國。歸後在其《馬可·波羅行記》中，亦以刺桐稱泉州。 但“刺桐港”具體指古泉州灣的四大支港的哪一個港口，史學界有不同的說法。 一、後渚港說 自1974年後渚港發掘宋代沉船後，“後渚港即刺桐港”即成定論。 《新元史·世祖本記》：“至元十七年（1280），大軍從刺桐港出發，東征日本，翌年無功而還。十九年（1282），擊緬甸。二十一年（1264），使脫歡擊占城安南。”“至元廿九年（1292），大軍會泉州，自後渚起行。”以上軍事行動均從刺桐港（後渚港）出發。 二、南關港說 有人否定“後渚港說”，認為“刺桐港”是“南關港”。 從中世紀到過泉州的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以及《光明之城》的雅各等人對“刺桐港”地理環境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看到的是具體的、刺桐城“沿岸的一個港口”，即不是“三灣十二港”，也不是從港口看不到城市的後渚港。 從泉州灣宋代古船的返航時間、沉沒原因、沉沒地點、沉船上出土的香料貨物及其歷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得出推論，這艘宋船是在南宋末（1276）秋冬時蒲壽庚尚未舉城投元前出海，1277年夏該船返航時泉州已變成元朝天下，此時正遇張士傑率宋軍攻打泉州城，該船進不了泉州港，船員們棄船而逃，貨物遭搶，船被破壞沉沒。後渚港並非該船的目的地，充其量當時後渚只是候潮停泊的外港而已。 以前學者一直以元史關於元軍曾集結後渚出海遠征的記載作為“後渚港就是刺桐港”的證據。分析認為，元軍出兵征服爪哇時，刺桐港已是世界大港，風檣林立的南關港和人煙稠密的城南一帶不可能容納下元軍千艘戰船、兩萬兵馬和一年糧草、輜重，因此元軍只能選擇後渚作為臨時軍港和營地。因此，元史的記載並不能證明“後渚港就是刺桐港”。 分析歷代泉州市舶司遺址與刺桐港的關係時得出結論，“南關港”才是歐洲遊歷家所看到的刺桐港。16世紀西班牙公使團奧斯定會士的記述：“這是個普通城市，環繞著一條長長的河流，可能有7萬戶人家，交通貿易繁盛，供應各種各樣的東西。由於海只離這城市兩裡格，船舶順流可入大海，有一個橋架在河上面……靠近橋有一千多條船停在河裡，那麼多的船隻和三檣帆船充滿整條河流”。認為，奧斯定會士描述明代泉州城“這一個港口”，為確認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詮釋：“環繞著一條長長的河流”是晉江；“架在河上面”的橋就是順濟橋；“靠近橋有一千多條船停在河裡”——這就是南關港即刺桐港的位置。 三、南關港向後渚港轉移說 由於海上貿易的繁榮，港口的空間結構始自南宋後期即重新調整，港道稍嫌狹窄的南關港、石井港元代被泉州灣上開闊的後渚港所取代。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實施海上兵力大集結，同年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奉命護送蒙古公主遠嫁，成宗大德三年（1297）遣使忽魯謨廝，順帝至正二年（1342）羅馬教廷來使，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來華，都經由後渚港出入。他們讚美：“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馬可波羅遊記》，陳開俊等譯，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頁）。“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51頁）。據伊本·白圖泰目擊：所謂艟克掛3至10扇帆，載海員600人，戰士400人，尾隨柴水船3艘，刺桐港則是它的產地之一。
泉州港古稱刺桐港。清道光《晉江縣誌》載：“（泉州）子城環植刺桐，故曰刺桐城。”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1·地理8》：“五代時，留從效重加版築，繞植刺桐。” 刺桐，落葉喬木，樹皮灰色、有皮刺。原產熱帶亞洲。隨著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的興盛，刺桐由商人傳入泉州，種之街巷，蔚然成風，泉州故稱刺桐城。蕃商因稱泉州港為刺桐港，泉州出產的的絲綢、陶瓷為刺桐綢、刺桐緞、刺桐陶瓷。元代，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於1292年初從泉州啟航離開中國。歸後在其《馬可·波羅行記》中，亦以刺桐稱泉州。 但“刺桐港”具體指古泉州灣的四大支港的哪一個港口，史學界有不同的說法。 一、後渚港說 自1974年後渚港發掘宋代沉船後，“後渚港即刺桐港”即成定論。 《新元史·世祖本記》：“至元十七年（1280），大軍從刺桐港出發，東征日本，翌年無功而還。十九年（1282），擊緬甸。二十一年（1264），使脫歡擊占城安南。”“至元廿九年（1292），大軍會泉州，自後渚起行。”以上軍事行動均從刺桐港（後渚港）出發。 二、南關港說 有人否定“後渚港說”，認為“刺桐港”是“南關港”。 從中世紀到過泉州的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以及《光明之城》的雅各等人對“刺桐港”地理環境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看到的是具體的、刺桐城“沿岸的一個港口”，即不是“三灣十二港”，也不是從港口看不到城市的後渚港。 從泉州灣宋代古船的返航時間、沉沒原因、沉沒地點、沉船上出土的香料貨物及其歷史背景的分析可以得出推論，這艘宋船是在南宋末（1276）秋冬時蒲壽庚尚未舉城投元前出海，1277年夏該船返航時泉州已變成元朝天下，此時正遇張士傑率宋軍攻打泉州城，該船進不了泉州港，船員們棄船而逃，貨物遭搶，船被破壞沉沒。後渚港並非該船的目的地，充其量當時後渚只是候潮停泊的外港而已。 以前學者一直以元史關於元軍曾集結後渚出海遠征的記載作為“後渚港就是刺桐港”的證據。分析認為，元軍出兵征服爪哇時，刺桐港已是世界大港，風檣林立的南關港和人煙稠密的城南一帶不可能容納下元軍千艘戰船、兩萬兵馬和一年糧草、輜重，因此元軍只能選擇後渚作為臨時軍港和營地。因此，元史的記載並不能證明“後渚港就是刺桐港”。 分析歷代泉州市舶司遺址與刺桐港的關係時得出結論，“南關港”才是歐洲遊歷家所看到的刺桐港。16世紀西班牙公使團奧斯定會士的記述：“這是個普通城市，環繞著一條長長的河流，可能有7萬戶人家，交通貿易繁盛，供應各種各樣的東西。由於海只離這城市兩裡格，船舶順流可入大海，有一個橋架在河上面……靠近橋有一千多條船停在河裡，那麼多的船隻和三檣帆船充滿整條河流”。認為，奧斯定會士描述明代泉州城“這一個港口”，為確認刺桐港的位置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詮釋：“環繞著一條長長的河流”是晉江；“架在河上面”的橋就是順濟橋；“靠近橋有一千多條船停在河裡”——這就是南關港即刺桐港的位置。 三、南關港向後渚港轉移說 由於海上貿易的繁榮，港口的空間結構始自南宋後期即重新調整，港道稍嫌狹窄的南關港、石井港元代被泉州灣上開闊的後渚港所取代。 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實施海上兵力大集結，同年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奉命護送蒙古公主遠嫁，成宗大德三年（1297）遣使忽魯謨廝，順帝至正二年（1342）羅馬教廷來使，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來華，都經由後渚港出入。他們讚美：“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馬可波羅遊記》，陳開俊等譯，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頁）。“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51頁）。據伊本·白圖泰目擊：所謂艟克掛3至10扇帆，載海員600人，戰士400人，尾隨柴水船3艘，刺桐港則是它的產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