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提起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可能就會說宋明理學對人性的禁錮最嚴重，但實際上他們可能連宋明理學家到底指誰都不清楚。就人性論而言，宋明理學比早期任何時代都開放，故而這裡要指正兩個問題：
一，概念演變
宋明理學對於人性有兩個觀點，一個叫天地之性，即本善之性；一個叫氣質之性，即後天人們作惡的根源。宋明理學的看法是，這兩種性都是人與生俱來的，不可能消滅任何一方——這是針對佛教和老學思想而提出的！因為佛老要消滅的恰恰是氣質之性。而宋明理學的“滅人慾”，實際意思是“滅掉不合理的慾望”，佛老才是“滅掉人的慾望”。
人慾被認為是惡，出自於唐朝韓愈的學生李翱，我們中國直到這個時候，才首次將人作惡的原因歸結於“情”，所以講“性善情惡”。再往上到魏晉玄學，有一個“聖人有情”和“聖人無情”之爭，很明顯，“聖人無情”命題贏了。所以，從魏晉至於南宋，“無情”、“滅情”的觀點是哲學史、思想史上的主流，可以說，這些時期，對於人性是真正壓抑著的，“無情”、“無慾”乃是成聖的追求。
理學正是有感於此，才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並認為二者都是人天生具備的，這裡面的氣質之性，指的就是理學以前所說的“情”和“欲”。很容易發現，理學相比於早先的理論，絕對是最開放的——那些連“情”、“欲”都要完全滅絕的思想，怎麼可能比理學開放？但是很多人缺乏基本的學術素養，便很容易信口開河人云亦云。如果不相信我說的，那麼可以看看當代學界的一些專著和論文。
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賀麟先生早已經指出，這句話絕無可能是程伊川發明的，而是脫胎於民間風俗。有人可能會不屑，說這不是為理學翻案嗎？對，確實是要翻案，因為進入到現代化社會以後，中外不少學者都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哲學家在和世俗交流時，通常是世俗影響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拉著世俗跑。程伊川當時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官員，雖然在士大夫階層比較有名氣，但要想影響民間風俗，那絕無可能，可以說，任何一個哲學家都做不到這一點。
國內現在民間的學術素養，基本上還跟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時候差不多，在古代，人們通常會相信哲學家、思想家在方方面面都能影響到所在國。其實只要對比一下就能發現，今天美國是科學氛圍最為濃厚的國家，但一樣有非常強大的反智主義思潮，我們國家一直重視科學強國，但民間反科學的人士究竟有多少？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反駁，科學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力，要遠勝於哲學、思想在古代社會的影響力，但即便如此，科學在面對世俗影響力時也基本處於下風狀態，就更別說古代的思想家們了。
現代社會中有社會學家做過統計，發現當代社會學、哲學基本都落後於世俗流行文化，通常是世俗已經形成了基本的認識內容，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才姍姍來遲——我以為，這未必不合於古代。而國內比較早就認識到這一點的便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國古代老百姓對儒家是冷漠且不熟悉的，可以說，在當時極為看重思想家們對現世產生影響並將過錯推在儒家身上的民國時代，這樣的觀點實在是振聾發聵，且符合於當代學界看法的。可惜，直至今日，民間依舊習慣於將思想家看作是國家結構層面上的主導者——誰能想象到，在西方人們會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影響了西方歷史、政治的程序？但在國內，這種愚昧隨處可見。
這裡還要說一點，魯迅說中國大致上根源於道教（大意）這句話是用來批評道教的，因為道教是宗教，最容易影響世俗社會，所以，中國的惡和過錯基本上是道教的問題——這是魯迅的本意。有人卻誤以為是在誇獎道教，又進而把道教替換成道家，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們了。
很多人一提起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可能就會說宋明理學對人性的禁錮最嚴重，但實際上他們可能連宋明理學家到底指誰都不清楚。就人性論而言，宋明理學比早期任何時代都開放，故而這裡要指正兩個問題：
一，概念演變
宋明理學對於人性有兩個觀點，一個叫天地之性，即本善之性；一個叫氣質之性，即後天人們作惡的根源。宋明理學的看法是，這兩種性都是人與生俱來的，不可能消滅任何一方——這是針對佛教和老學思想而提出的！因為佛老要消滅的恰恰是氣質之性。而宋明理學的“滅人慾”，實際意思是“滅掉不合理的慾望”，佛老才是“滅掉人的慾望”。
人慾被認為是惡，出自於唐朝韓愈的學生李翱，我們中國直到這個時候，才首次將人作惡的原因歸結於“情”，所以講“性善情惡”。再往上到魏晉玄學，有一個“聖人有情”和“聖人無情”之爭，很明顯，“聖人無情”命題贏了。所以，從魏晉至於南宋，“無情”、“滅情”的觀點是哲學史、思想史上的主流，可以說，這些時期，對於人性是真正壓抑著的，“無情”、“無慾”乃是成聖的追求。
理學正是有感於此，才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並認為二者都是人天生具備的，這裡面的氣質之性，指的就是理學以前所說的“情”和“欲”。很容易發現，理學相比於早先的理論，絕對是最開放的——那些連“情”、“欲”都要完全滅絕的思想，怎麼可能比理學開放？但是很多人缺乏基本的學術素養，便很容易信口開河人云亦云。如果不相信我說的，那麼可以看看當代學界的一些專著和論文。
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賀麟先生早已經指出，這句話絕無可能是程伊川發明的，而是脫胎於民間風俗。有人可能會不屑，說這不是為理學翻案嗎？對，確實是要翻案，因為進入到現代化社會以後，中外不少學者都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哲學家在和世俗交流時，通常是世俗影響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拉著世俗跑。程伊川當時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官員，雖然在士大夫階層比較有名氣，但要想影響民間風俗，那絕無可能，可以說，任何一個哲學家都做不到這一點。
國內現在民間的學術素養，基本上還跟西方近代科學興起的時候差不多，在古代，人們通常會相信哲學家、思想家在方方面面都能影響到所在國。其實只要對比一下就能發現，今天美國是科學氛圍最為濃厚的國家，但一樣有非常強大的反智主義思潮，我們國家一直重視科學強國，但民間反科學的人士究竟有多少？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反駁，科學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力，要遠勝於哲學、思想在古代社會的影響力，但即便如此，科學在面對世俗影響力時也基本處於下風狀態，就更別說古代的思想家們了。
現代社會中有社會學家做過統計，發現當代社會學、哲學基本都落後於世俗流行文化，通常是世俗已經形成了基本的認識內容，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才姍姍來遲——我以為，這未必不合於古代。而國內比較早就認識到這一點的便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國古代老百姓對儒家是冷漠且不熟悉的，可以說，在當時極為看重思想家們對現世產生影響並將過錯推在儒家身上的民國時代，這樣的觀點實在是振聾發聵，且符合於當代學界看法的。可惜，直至今日，民間依舊習慣於將思想家看作是國家結構層面上的主導者——誰能想象到，在西方人們會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影響了西方歷史、政治的程序？但在國內，這種愚昧隨處可見。
這裡還要說一點，魯迅說中國大致上根源於道教（大意）這句話是用來批評道教的，因為道教是宗教，最容易影響世俗社會，所以，中國的惡和過錯基本上是道教的問題——這是魯迅的本意。有人卻誤以為是在誇獎道教，又進而把道教替換成道家，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說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