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首先確立。乃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永曆十六年（1662年）的皇帝諮政機構，此後權力逐漸增大，後形成為明朝行政中樞。內閣輔臣的人數為一人至七人不等，輔臣奉使出外辦事，多自稱閣部。

明太祖廢除宰相。起初，內閣大學士只具有顧問身份，皇帝為最終決定的權力，而大學士很少有參決的機會。到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大學士均因有太子經師的恩情，而得以累加至太子三孤身份，地位日益受尊崇。宣宗時期，朝廷事無大小，宣宗均悉數諮詢大學士楊士奇的看法而決定。

雖然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召見時得以參與各部事宜，然而其還遠不如楊士奇等內閣成員得以親自接見。自此，內閣的權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葉，夏言、嚴嵩等人執掌內閣，地位赫然為真正的宰相，亦可壓制六部。

然而，雖然首席內閣大學士（或稱內閣首輔）有票擬的權力，但卻不得不依賴於內部太監送達批紅。首輔大學士的職權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須與宦官合作，才能執掌大政，如張居正結合馮保。明朝內閣由始至終都不是明朝中樞的一級行政機構，所謂內閣只是文淵閣的別稱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明朝時期，內閣最初是作為皇帝的顧問出現的，這些內閣大學士很少有參與政事決議的權力，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的內閣權力也在與日俱增。至於改變皇帝的中旨，需要看人說話了。

明朝時，內閣大學士處理政務奏摺的方式主要是“票擬”。意思是內閣大學士收到各處官員的奏章之後，先用一張紙簽寫好批閱的意見和建議，然後把奏章和紙籤送呈給皇帝。

皇帝認為這件事應該這樣處理，便會在“票擬”上批紅，這種旨意稱之為聖旨。天長日久，人們習慣了聖旨上有“票擬”的存在，所以如果哪一天發現，皇帝沒有經過內閣的“票擬”，自己給大臣下了一道旨意，這一份沒有“票擬”聖旨便稱之為“中旨”。

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自己一人掌管六部和百司的政務，等同兼任了宰相的工作。到了永樂時期，朱棣顯然對這種勞累的工作很抗拒，所以正式成建立了內閣。

內閣成立之初，官員品級較低，而且內閣人員只有議政的權力，而決策權掌握在皇帝手中，執行權掌握在六部手中。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士開始兼任尚書等職務，所以內閣大學士的權力也在逐漸的加重，過得了執行權。

在明宣宗時期，封駁權發展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意思就是，大臣覺得皇帝的決議不正確，可以選擇封還不受。至此內閣的權力已經可以和皇權相對抗。

明武宗時期，蒙古王子伯顏率軍南征，朱厚照決定御駕親征，但是朝中大臣極力反對。不過朱厚照最終力排眾議率軍親征。最終在應州擊敗南侵的蒙古王子。但是這件事在內閣大學士的授意之下，在《武宗實錄》中寫下了蒙古軍隊陣亡16人，明軍陣亡52人”。而歷代皇帝對此也沒有修改。可見內閣權力大有凌駕皇權的勢頭。

內閣權力巔峰時代

經過歷代的發展，最終在萬曆年早期，明朝的內閣發展到了權力的巔峰。張居正也因此成為了明帝國的實際領導人。

張居正並沒有改變決策的流程，而是整個控制了決策的流程。

首先，在國家大事之中，朝廷各級官員的奏章都是在張居正的授意之下寫成，然後身為內閣首輔的自己透過“票擬”。最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批紅，而當時的秉筆太監馮寶是自己的親信，所以張居正掌握了整個流程。幼年的萬曆皇帝也不得不聽從張居正的話。

由此可見，內閣在明宣宗以後擁有封駁權，從此以後是可以改變皇帝的中旨的，但實際上，皇帝一般不會發中旨。即便偶爾發中旨，一般情況下，內閣也不會公然和皇帝對抗，而是選擇默不作聲。只有相當少的情況會改變中旨。

但是到了張居正時代，整個國家所有的權力都在張居正的手中，而且張居正當時還是帝師，所以皇帝如果有中旨發出，一定會遭到張居正的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