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同他的觀點。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閻連科提出這個觀點的背景。閻連科從自身的觀察中總結出：近十幾年來，在中國盛行的西方經典文學有一個特點：寫作的人物已經從社會歷史轉向了家庭。作品沒有《戰爭與和平》描繪的宏大歷史中的苦難，也沒有巴爾扎克作為法國社會"書記員"的社會關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群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代表作家有雷蒙德•卡佛、愛麗絲•門羅、喬納森•弗蘭岑等人。

閻連科

而村上春樹也被囊括在內。閻連科甚至自創了一個名詞"苦咖啡文學"來形容這些作家的作品，因為"它們和苦咖啡一樣，溫暖中帶一點寒冷，甜美中有絲絲苦澀"。在"苦咖啡文學"中，讀者只能看到一類人群在某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而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

一言以蔽之，閻連科如此抨擊村上春樹的原因無非是認為——村上春樹的作品格局不夠，批判性不夠，又或者可以說是對人性、對時代、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注度不夠。與他心目中的偉大作家的作品標準相差甚遠。

村上春樹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閻連科說，"在村上的小說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狀況"。但但凡認真閱讀過村上春樹作品的人都能明白，書中所寫確確實實就是"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狀況"，只是這樣的日本不被閻連科所認可罷了。村上寫團塊那一代，寫學生運動失敗後的喪失，政治熱情的消退，寫現代日本的消費社會……哪一個不是當代日本的寫照？村上早期的作品批判性較弱，青春氣息較濃，但從《奇鳥行狀錄》伊始，村上揭露和批判了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運作方式及國家性暴力；在《海邊的卡夫卡》、《1Q84》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筆鋒直指日本黑暗的歷史行為和新興宗教所謂邪教這一社會病灶，表現出了追逐孤獨的個體同強大的體、強大的社會架構之間的關聯性的勇氣；而在最新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對日本侵華歷史進行反思並承認了南京大屠殺事件……以上作品皆可表明，村上是一位真正生活於日本社會中的，具有寬闊家國情懷和強烈社會責任的作家。

再說回村上個人的寫作特色。他不是靠強勁的敘事，而更多是靠想象力去表達人們心中漂浮的難以言喻的情緒。他擅長在作品中經營情調、刻畫細節、關注和突顯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後現代主義風格為我們營造了一個現實與虛幻融合的世界。這樣的寫作風格在閻連科看來也許不夠大氣，但這並不能說明村上筆下的時代就是狹小的。作家與時代息息相關，一個時代有多宏大，產生的作家就有多宏大，而宏大時代產生的旗幟性作家，哪怕作品內容再微細瑣碎，反映出的時代也是宏大的。村上所生活的日本，與托爾斯泰、巴爾扎克所生活的俄國、法國是無法等同的。現在的日本社會，其實很難再支撐起一個閻連科所認為的"民族困境、時代困境"的作家。

閻連科如此批判村上，另一方面也與他本人固有的傳統文學觀念有關——即偉大作品離不開"沉重"、"苦難"等關鍵詞。這種思想目前依然在中國主流文壇作家中佔據多數，在這種心理定式前，村上的作品受到猛烈抨擊是避免不了的。村上喜歡爵士樂、熱衷美食、愛好旅行，這種生活情趣自然而然的流露於作品之中同時廣為被青年所模仿，與以往中國佇立於文學神壇的作家大為不同，所以也易造成村上與主流純文學所剝離的錯覺。

綜上來說，我認為閻連科的觀點有失偏頗。作家的生命狀態是多元的，批評話語體系也應當與時俱進、相容幷包。文學中不應該只有苦難，也並非擁有苦難的文學才是偉大的文學。文學的生命力正在於作家賦予它的無限可能性，有苦有甜、有悲有喜的文學才更加飽滿，也更接近於真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