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之時的“文武不分家”與“出將入相”的現象

在唐朝初年，文武官員並沒有十分嚴格的區分開來。有很多文官也會參與軍事行動，所以並沒有“武人專權”之現象。這是因為李唐統治者繼承了北魏的尚武精神，且他們大多熱衷於開彊掠土，所以立戰功是最快的升職途徑，所以有許多文官爭著搶著去立戰功，比如婁師德，他當時是監察御史，儀鳳三年（678年），李敬玄奉高宗之命征討吐蕃，在河南、河北招募猛士，婁師德自告奮勇，頭戴紅抹額前去應募。唐高宗大喜，任命他為朝散大夫，讓他隨軍出征，三十多年在軍旅，因功兩度入相，文官有了戰功再加上有文化，便可“出將入相”，入朝為相，參與朝政。

婁師德

這類文官“儒將”還有很多：有的文官在仕途初期被派到一些邊境地區，免不了要參加戰爭，若是立下戰功，便會受到倚重，進而入朝為相，例如唐休璟，他原是營州戶曹，後來在獨護山大破突厥，此後戎馬三十年，開於武后長安三年（703年）拜相，入朝參政；

唐休璟

有的因遭到排擠被貶，卻因禍得福，立下戰功，再次入朝為相，如張說，在姚崇拜相後，其被貶，後遷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在任中持節安撫突厥拔曳固、同羅諸部，因功任朔方節度大使，並平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康願子之亂，憑此功再次入相。這些都充分說明，在唐初，文武雙全的人才更吃香。

張說

玄宗之時“出將入相”逐漸消失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情況開始變化，長時間的和平使文化發展繁榮，許多不統兵的文士逐漸妄自尊大，瞧不起軍官，並開始阻攔其升遷，致使戰將入朝為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出將入相”逐漸成為歷史，比如在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因幽州節度使張守珪連破契丹之功，欲召其入相，被張九齡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為由阻止。而另一方面，驍勇善戰、缺乏知識的蕃將得到重用，沒有學識，更不可能任宰相，由於蕃將比文士更擅於打仗，這也導致文士為將的消失。自此，文與武逐漸分離。兵權落入蕃將手中，這也為唐朝外的亡埋下了隱患。

唐中後期武人專權，文士不習兵

自安史之亂後，藩鎮武將擅權愈發嚴重，兵權被武將壟斷，唐朝庭雖任命文官擔任節度使等具有兵權的職務，但也是徒有其表，毫無意義。由此，唐中後期文人基本不再學武，也不看兵書了。杜牧曾大力倡導文人習兵，這裡的習兵指兵法，不是練武。杜牧認為士大夫負責指揮，武人只能奉命執行戰鬥，這才是國家強盛之本。可惜並沒有人聽他的，既使想聽也無能為力了。

唐初文人習武，自然是因為連年戰爭的原因，唐朝立國可是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大部分文人也都是參與過開國戰爭的。

唐朝初期，積累軍功也是快速升遷的渠道，所謂出將入相，如何才能展示自己的能力，難道僅僅靠寫幾首詩，幾篇文章就可以的嗎？還有什麼比一場勝仗更能展示自己的能力。

可是經歷了大唐盛世的輝煌，周邊安定，沒有了戰爭的威脅，文人即使到了軍隊裡也沒有建功立業的機會，故而文人都不願意再往軍隊裡跑。

同時文化發展迅速，真正到了靠寫詩作文吃飯的時候了，比如李白就靠寫詩過得很好，於是文人都開始了只習文不練武。

至於到了後期，朝中大臣均是文人出生，哪裡看得武人的粗鄙，於是開始牴觸武人入朝為官，就出現了賞罰不分明的情況，武人的心中自然會有怨恨，再加上武人不得入朝為官，只能長時間待在軍隊中廝混，自然是把軍隊掌握的死死的。

安史之亂後，各鎮擁兵自重，逐漸擺脫唐朝廷的影響，出現了獨立體系，亂世之中，誰掌握軍隊誰就是老大，各藩鎮武將是斷無可能交出手中兵權的。

後梁開國皇帝朱溫，不就是擁兵自重，最終滅了唐朝，自己當了皇帝。

武人做到頭是要進京拜相的，安祿山就是不想進京被架空，才一次次賄賂李林甫和楊玉環，一人獨佔三個節度使。文人自幼飽讀詩書，忠君愛國思想根深，即使掌握軍權，也是會效忠中央的，比如顏真卿，顏杲卿，張巡等。不像武人，勢力膨脹之後野心無法被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