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經濟方面，武帝也創新了一系列新制度，以增加國家收入，打擊地方割據勢力，尤其是工商業者，維護統一皇權。一件事是鑄造法定貨幣，“五銖錢”。漢初貨幣制極為混亂，歷年所造貨幣時輕時重，一時允許民間自由鑄幣，一時又用死刑加以嚴禁。政策多變，貨幣雜亂影響物價和正常商品交換活動，卻方便了奸商，和權勢人物投機牟利。比如吳王劉濞鑄造的錢幣就流佈天下，從而便利他積聚起鉅額財富，儲備了叛亂的資金。
武帝初年也已幾經波折，終於懂得政府首先不能借鑄造貨幣來賺錢，必須發價值與幣面值大體相當的優質貨幣，使得鑄造貨幣的人無利可圖，再輔以嚴格的禁令，才能有效力制止私家鑄錢，維護法定貨幣的通行。所以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宣佈禁止民間及各地地方政府鑄錢，統一中央政府鑄造精美的“五銖錢”，只尊這種“五銖錢”作為貨幣通行。原有各種貨幣一律銷燬為銅委託交由中央重鑄，這樣把鑄幣權集中起來，不僅克服了混亂現象，有利於商品交換和穩定經濟，對於加強皇權也大有幫助。由於五銖錢大小輕重適當，所以長期使用達700年之久，直到唐初才被取代。
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
食鹽作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鐵器在漢代已是生產和生活的主要用具，所以煮鹽和冶鐵成為漢代工商業中資金最大，利潤最高的重要行業。而且鹽場、鐵礦多在山區海濱荒僻偏遠的地方，聚積成百上千人，往往都是富商奴役的流亡平民，對社會治安也很有妨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令禁止民間從事鹽鐵業，由政府特設鹽官鐵官壟斷經營，控制生產，包搬運售，眸取暴利。總計在全國各地設定鐵官48處，鹽官35處，為政府增添了一大筆收入，對加強皇權也很有好處。
重農抑商
為了對付投機商人的囤積居奇活動，改善政府徵收各地貢品的方法，武帝採納桑弘羊的建議，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推行“均輸”、“平準”的新法，即由政府官員將各地貢品就盡轉運販賣，再買當地的特產轉賣，如此輾轉販運，最後把首都所需各地特產集中到長安，以避免長途直接運輸的損耗。同時政府掌握了大量商品，即可控制物價，操縱市場，調劑供求關係，穩定經濟生活。這樣就把富商大賈投機牟利的收入轉歸官府，國家財政大為改善。
地方的王國、宗室貴族都是社會的上層階級，擁有相當大的財富。漢武帝為了從王國、宗室手中奪取財富，也對他們加重了賦稅。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下令諸侯王侯宗室朝覲必須用皮幣。皮幣就是皇家禁苑中的白鹿之皮，諸侯宗族必須在皇室購買，每塊鹿皮就值四十萬錢。這樣，就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宗室的財富了。此外，漢武帝還實行了賣官鬻爵和財產贖罪政策，向官府獻送奴婢，還可以終身免除徭役。
徵收商人資產稅
元獰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開始向工商業者徵收，稱為“算緡錢”的財產稅，規定所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人，各自向官府申報自己的資產，每2000錢交納120錢，手工業者每4000錢交120錢。擁有車船的也要分別繳納稅錢。凡不如實申報資產的沒收其全部財產，併發往邊境戍守一年，有人能夠告發隱瞞資產的工商業者，查實後，將給所沒收資產的一半，稱為“報緡”。武帝派楊可主持這一工作，全國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大都被告發，有著名酷吏杜周負責審理，極少有判處無罪釋放的。於是派遣大量官員分別前往各地處置，官府得到成萬萬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和房宅，沒收的田地，大縣有數百頃，小縣也有百於頃，中等以上的工商業大多破產，而皇帝的用度卻寬裕。
漢武帝的種種措施都是為了解決其財政危機問題，但是這些措施大多數都是與民爭利，甚至直接從百姓手中奪取財富，以至於到了武帝末期，百姓疲憊不堪。前90年，漢武帝徹底反思了自己的政策，開始轉變過去的好大喜功，釋出“罪己詔”，承認自己的錯失。第二年，他任命田千秋為富民侯，推行藏富於民的經濟政策，結束了此前的一系列財政措施。正是由於漢武帝晚年的悔悟，才讓漢朝再一次走上了休養生息的道路，延續了西漢的統治。
在財政經濟方面，武帝也創新了一系列新制度，以增加國家收入，打擊地方割據勢力，尤其是工商業者，維護統一皇權。一件事是鑄造法定貨幣，“五銖錢”。漢初貨幣制極為混亂，歷年所造貨幣時輕時重，一時允許民間自由鑄幣，一時又用死刑加以嚴禁。政策多變，貨幣雜亂影響物價和正常商品交換活動，卻方便了奸商，和權勢人物投機牟利。比如吳王劉濞鑄造的錢幣就流佈天下，從而便利他積聚起鉅額財富，儲備了叛亂的資金。
武帝初年也已幾經波折，終於懂得政府首先不能借鑄造貨幣來賺錢，必須發價值與幣面值大體相當的優質貨幣，使得鑄造貨幣的人無利可圖，再輔以嚴格的禁令，才能有效力制止私家鑄錢，維護法定貨幣的通行。所以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宣佈禁止民間及各地地方政府鑄錢，統一中央政府鑄造精美的“五銖錢”，只尊這種“五銖錢”作為貨幣通行。原有各種貨幣一律銷燬為銅委託交由中央重鑄，這樣把鑄幣權集中起來，不僅克服了混亂現象，有利於商品交換和穩定經濟，對於加強皇權也大有幫助。由於五銖錢大小輕重適當，所以長期使用達700年之久，直到唐初才被取代。
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
食鹽作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鐵器在漢代已是生產和生活的主要用具，所以煮鹽和冶鐵成為漢代工商業中資金最大，利潤最高的重要行業。而且鹽場、鐵礦多在山區海濱荒僻偏遠的地方，聚積成百上千人，往往都是富商奴役的流亡平民，對社會治安也很有妨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令禁止民間從事鹽鐵業，由政府特設鹽官鐵官壟斷經營，控制生產，包搬運售，眸取暴利。總計在全國各地設定鐵官48處，鹽官35處，為政府增添了一大筆收入，對加強皇權也很有好處。
重農抑商
為了對付投機商人的囤積居奇活動，改善政府徵收各地貢品的方法，武帝採納桑弘羊的建議，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推行“均輸”、“平準”的新法，即由政府官員將各地貢品就盡轉運販賣，再買當地的特產轉賣，如此輾轉販運，最後把首都所需各地特產集中到長安，以避免長途直接運輸的損耗。同時政府掌握了大量商品，即可控制物價，操縱市場，調劑供求關係，穩定經濟生活。這樣就把富商大賈投機牟利的收入轉歸官府，國家財政大為改善。
地方的王國、宗室貴族都是社會的上層階級，擁有相當大的財富。漢武帝為了從王國、宗室手中奪取財富，也對他們加重了賦稅。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下令諸侯王侯宗室朝覲必須用皮幣。皮幣就是皇家禁苑中的白鹿之皮，諸侯宗族必須在皇室購買，每塊鹿皮就值四十萬錢。這樣，就輕而易舉地得到了宗室的財富了。此外，漢武帝還實行了賣官鬻爵和財產贖罪政策，向官府獻送奴婢，還可以終身免除徭役。
徵收商人資產稅
元獰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開始向工商業者徵收，稱為“算緡錢”的財產稅，規定所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人，各自向官府申報自己的資產，每2000錢交納120錢，手工業者每4000錢交120錢。擁有車船的也要分別繳納稅錢。凡不如實申報資產的沒收其全部財產，併發往邊境戍守一年，有人能夠告發隱瞞資產的工商業者，查實後，將給所沒收資產的一半，稱為“報緡”。武帝派楊可主持這一工作，全國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大都被告發，有著名酷吏杜周負責審理，極少有判處無罪釋放的。於是派遣大量官員分別前往各地處置，官府得到成萬萬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和房宅，沒收的田地，大縣有數百頃，小縣也有百於頃，中等以上的工商業大多破產，而皇帝的用度卻寬裕。
漢武帝的種種措施都是為了解決其財政危機問題，但是這些措施大多數都是與民爭利，甚至直接從百姓手中奪取財富，以至於到了武帝末期，百姓疲憊不堪。前90年，漢武帝徹底反思了自己的政策，開始轉變過去的好大喜功，釋出“罪己詔”，承認自己的錯失。第二年，他任命田千秋為富民侯，推行藏富於民的經濟政策，結束了此前的一系列財政措施。正是由於漢武帝晚年的悔悟，才讓漢朝再一次走上了休養生息的道路，延續了西漢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