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單就一部影片來說，要起到這樣的作用的似乎非常罕見，就我來看，由於單個事件或是個人傳記為題材製作的電影，其影響力能讓一個民族或是國家重視，非借很偉大的歷史時刻不可，像《甘地傳》就是如此。

如果說電影行業有這樣一批前赴後繼的工作者，也許隨著時間的積累，可能做到這點。就像義大利電影的一些流派，隨著不斷的尊崇某一個相同的理念，加以各有所長的人才畢生創作，他們把理念電影發展成一項運動了，某種程度上，就像中國的五四運動。文化也好，電影也罷，不過是表現形式不一樣而已。如果一個國家的電影行業有那麼一撮永不放棄，理念至上的獨立電影人，相信他們的創作會有一天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

電影改變國家，首先要有足夠的影響和受眾，其實覺得說“影響”更好。像南韓2014年票房冠軍《鳴梁海戰》，據說觀影人次1700萬，而南韓總人口只有5000萬。這就是足夠比例的受眾。而電影本身形成的影響，就是讓南韓人更加自持自重，愛國熱情更加高漲。

再有就是聚焦社會熱點。《我不是藥神》公映後，李克強總理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這就是對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個管理體系乃至一個群體的影響和改變。

作為美國曆史上最具爭議的“憤青”導演，奧利弗斯通曾拍攝“越戰三部曲”，讓民眾從根本上認識和思考越戰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中《野戰排》聚焦戰爭本身及其對泯滅人性立竿見影的效果；《天與地》將鏡頭對準了戰爭對普通人的影響，以及戰爭遺孤的遭遇和文化衝突（陳沖在片中飾演了一位越南母親）；《生於七月四日》展示了戰爭給軍人身體、心靈造成的無法癒合的巨大創傷（如今的巨星湯姆克魯斯可能貢獻了他此生最有深度的表演）。憤青斯通用三部曲對越戰進行了深刻反思，對整個國家乃至民眾的影響顯而易見。

題外話，2013年斯通在東京發表演講時，曾公開呼籲日本向中國道歉，讓我們對這位喜歡揭他偉大祖國老底兒的導演，更加喜歡。

還有就是斯通導演的《刺殺肯尼迪》，展現了美國曆史上唯一對肯尼迪遇刺案提起公訴的吉姆加里森的真實而艱難的訴訟經歷，片尾的結案陳詞震撼人心，深刻詮釋了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剝光了一貫強權強勢的美國政府的虛假外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曾整理過，或附後）。

吉姆加里森後來說:“民主已死，美國其實是個軍管國家。”即便在美國，拍攝這樣一部電影也需要莫大勇氣，斯通的“陰謀論”帶民眾一定程度上接近了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讓橫亙於民眾心中的巨大謎團，有了一絲壓力釋放。川普上臺後，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仍未公之於眾。多年來，最有影響的，仍是並將繼續是斯通的《JFK》。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讓美國政府頭痛的邁克摩爾的，拿下金棕櫚獎的，在美國本土產生地震效應的《華氏911》。

電影的影響尤其是在政治反省，促進立法等方面還有很多，比如《達拉斯買傢俱樂部》，好訊息是，所帶來的多數都是好的影響。至於對個體的影響，則會趨從於所處的時代。

影響顯而易見，改變潛移默化。比如某人少年時期看了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全金屬外殼》、邁克爾西米諾的《獵鹿人》，對戰爭的認識由恐懼轉化為痛恨，讓他這一輩子都會成為一個反戰主義者，他會將這種影響帶給他的兒子，這樣的受眾越多，一個國家裡愛好和平的人是不是也會越多。沒人看完戰爭電影會變成好戰分子，除非是分不清戰爭電影和以戰爭為依託、為切入的B級動作片。

電影改變國家，這個命題我感覺有些大了，一部電影可以改變一個政策，一部立法，一個觀念，一種思維模式，一個機制，一種思想。就比如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他試圖改變的是人民重男輕女的觀念。《廁所》試圖改變印度官場的不作為慢作為以及老百姓對廁所這種汙垢之地建在自己家裡表示不潔的落後思想。《小蘿莉和神猴大叔》想透過電影搭建起印巴和平之旅。當然還有《我不是藥神》讓進口藥不在讓老百姓遙不可及。但靠一部電影改變國家這樣的大命題我不敢苟同，電影沒有那麼大的威力！不管它做到什麼程度，一家之言，勿噴，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