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陰陽毒指的是在《金匱要略》記載的一種病症，陰陽毒乃熱毒侵入血分之證,根據熱毒與血相結的深淺程度不同而有陽毒與陰毒之分。為感受疫毒，內蘊咽喉，侵入血分的病症。分陽毒和陰毒，陽毒因熱壅於上，以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為主要症狀；陰毒乃邪阻經脈，以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為主要症狀。病情均屬危重，《諸病源候論·傷寒陰陽毒候》指出：“夫欲辨陰陽毒病者，始得病時，可看手足指，冷者是陰，不冷者是陽。”這是在陰毒、陽毒典型症狀出現前的一種鑑別方法。 3-仲景 時代 對疫病已有證治經驗 陰陽毒是急性熱病，之所以放在《金匱》中，是因為其病程不如傷寒六經病證有那麼明顯的階段傳變性，而可以用六經來歸納。這也說明陰陽毒和仲景當時遭遇到最多的傷寒不同，陰陽毒屬另類病證，是後世強調的特殊性極強的傳染病，比較兇險。六經病證雖然能夠框住整個外感熱病的證治，但對溫熱性病證、疫毒性病證，畢竟具體的治法方藥不夠，否則溫病學說不會再出現。雖然《傷寒論》中也不乏對溫熱病的描述，如111條:“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燻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但當 時尚 欠有效的 方法 ，也是不爭的事實。
4-從 歷史 上看，漢末魏晉是歷史上一個外感熱病的高發期，作為具體流行的病證，在這個時期有主要的，也有次要或散發的，諸如傷寒與陰陽毒的對立，是否可以從一個側面提示這樣的 問題 。
5-陰陽毒證治體現了臨床辨病與辨證的統一 中醫講求辨證，以辨證論治為臨證基礎，但我們不能以此否定辨病論治的存在，甚或否定辨病的必要性，張仲景本身就是病證結合進行論治的。辨證比較寬泛，而辨病更具針對性，二者經緯交錯，可以更好地把握住疾病的 治療 。辨病的到位能夠產生專方，從某種程度講，麻黃、桂枝是太陽病的專方，白虎、承氣是陽明病的專方，六經病都有專方，或稱代表方、基礎方，這是對病的，而萬千變化的加減方則體現了辨證。《金匱》是以雜病為主，對雜病的處理，可以有一病多方的模式，也可以有一病一方的臨證方法。陰陽毒病，毒字是對病因的把握，以示和一般外感的區別，而陰陽二字則體現了對證的認識，陰陽二字留給後人以很大的餘地，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發揮，如表裡、寒熱、虛實等。但陰陽二字畢竟過於籠統，隨著認識的深入，從病名的角度，最終免不了要被捨棄，就如《金匱》中首篇提到的陰病十八、陽病十八要被淘汰一樣。但是，在對病的認識尚未深入時，以陰陽從證的角度加以把握，又不失為臨證實用的方法，這就是辨病與辨證的相互關係。進一步說，即使臨證對病的認識相當深入，或者已經有了專方，但作為中醫的治療，辨證仍然不可或缺，因為辨證還能起著微調的作用，使治療更加到位。
2-陰陽毒指的是在《金匱要略》記載的一種病症，陰陽毒乃熱毒侵入血分之證,根據熱毒與血相結的深淺程度不同而有陽毒與陰毒之分。為感受疫毒，內蘊咽喉，侵入血分的病症。分陽毒和陰毒，陽毒因熱壅於上，以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為主要症狀；陰毒乃邪阻經脈，以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為主要症狀。病情均屬危重，《諸病源候論·傷寒陰陽毒候》指出：“夫欲辨陰陽毒病者，始得病時，可看手足指，冷者是陰，不冷者是陽。”這是在陰毒、陽毒典型症狀出現前的一種鑑別方法。 3-仲景 時代 對疫病已有證治經驗 陰陽毒是急性熱病，之所以放在《金匱》中，是因為其病程不如傷寒六經病證有那麼明顯的階段傳變性，而可以用六經來歸納。這也說明陰陽毒和仲景當時遭遇到最多的傷寒不同，陰陽毒屬另類病證，是後世強調的特殊性極強的傳染病，比較兇險。六經病證雖然能夠框住整個外感熱病的證治，但對溫熱性病證、疫毒性病證，畢竟具體的治法方藥不夠，否則溫病學說不會再出現。雖然《傷寒論》中也不乏對溫熱病的描述，如111條:“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燻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但當 時尚 欠有效的 方法 ，也是不爭的事實。
4-從 歷史 上看，漢末魏晉是歷史上一個外感熱病的高發期，作為具體流行的病證，在這個時期有主要的，也有次要或散發的，諸如傷寒與陰陽毒的對立，是否可以從一個側面提示這樣的 問題 。
5-陰陽毒證治體現了臨床辨病與辨證的統一 中醫講求辨證，以辨證論治為臨證基礎，但我們不能以此否定辨病論治的存在，甚或否定辨病的必要性，張仲景本身就是病證結合進行論治的。辨證比較寬泛，而辨病更具針對性，二者經緯交錯，可以更好地把握住疾病的 治療 。辨病的到位能夠產生專方，從某種程度講，麻黃、桂枝是太陽病的專方，白虎、承氣是陽明病的專方，六經病都有專方，或稱代表方、基礎方，這是對病的，而萬千變化的加減方則體現了辨證。《金匱》是以雜病為主，對雜病的處理，可以有一病多方的模式，也可以有一病一方的臨證方法。陰陽毒病，毒字是對病因的把握，以示和一般外感的區別，而陰陽二字則體現了對證的認識，陰陽二字留給後人以很大的餘地，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發揮，如表裡、寒熱、虛實等。但陰陽二字畢竟過於籠統，隨著認識的深入，從病名的角度，最終免不了要被捨棄，就如《金匱》中首篇提到的陰病十八、陽病十八要被淘汰一樣。但是，在對病的認識尚未深入時，以陰陽從證的角度加以把握，又不失為臨證實用的方法，這就是辨病與辨證的相互關係。進一步說，即使臨證對病的認識相當深入，或者已經有了專方，但作為中醫的治療，辨證仍然不可或缺，因為辨證還能起著微調的作用，使治療更加到位。